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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宋代“全民经商”及经商群体构成变化的历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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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0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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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继唐末五代将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推向又一个高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在当时市场最活跃的地方，呈现出一种皇室日益靠近和走进市场、官僚吏员迷恋市场、禁军士卒被迫走进市场、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以及中小商人活跃于市场的情况。由于经商群体源自不同的职业和人群，成为经商群体的新的组成部分。其经商势头凶猛，可谓“全民经商”的大潮不可阻挡。
由此，我们能否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了有通常人们理解的社会经济方方面面的发展外，除了我们可以看到和理解的工商业者的活动之外，其他社会群体的经商活动是否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呢?对于社会下层人士诸如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以及中小商人在市场上的活动，学术界多持肯定的态度。但对那些属于上流社会的群体，特别是那些属于国家管理层的人员进入市场，人们更多看到的是他们凭借特权。投机取巧，欺压百姓以及败坏朝纲的一面。但是，这部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群体，参与市场活动似乎有着主客观的原因，亦即有其必然性和客观合理性。本文对此试作一些分析，以求教于大方。一、宋代“全民经商”态势的形成
通过历史文献的记载和今人的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为人们熟知。只是，在纷繁的商品流通过程中，我们不仅看到宋代行商坐贾活跃于城乡社会，市场向王朝的各个角落尽情地渗透，宋代社会经济呈现出勃勃生机。同时，我们也发现，有另外一些人群，也在不知疲乏地奔走各地，追逐着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展现出宋代市场的另一个侧面。
士卒本是为国家效力，行保家卫国之事的群体；纲船本是运输国家物货，连接中央和地方经济命脉的工具，但两宋士卒、纲船等参与经商的记载很多。早在太祖开宝三年间(970年)，成都府“押纲使臣并随船人兵多冒带物货、私盐及影庇贩鬻，所过不输税算”。后有诏令有司“自今四川等处水陆纲运，每纲具官物数目给引付主吏，沿路验认，如有引外之物，悉没官”①。尽管宋代对纲船私货曾经有征税的记载，但是“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即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是当时的主流，所以，一方面纲卒以及纲船的经商行为确实使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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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食货42之1，中华书局，1957年。
“物货流通”①，但另一方面，伴随物货流通也发生诸多问题，如太宗雍熙四年(987年)，“闻西路所发系官竹木，缘路至京，多是押纲使臣、纲官、团头、水手通同偷卖竹木，交纳数少即妄称遗失”②。仁宗年间，纲船“操舟者赇诸吏，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③。徽宗年间，在江、湖等比较发达的地方，仍有“装粮重船，多是在路买卖，违程住滞”④。“诸路合发上供钱粮、金银、匹帛、杂物等纲，在路多是妄作缘故，住岸贩卖百端”。地方有司也为自身利益而纵容这些行为，“不行催赶”⑤。这些损公利私、贿赂官员的例子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当时纲船和纲卒经商逐利已经发展到胆大妄为的地步。在南宋初年，押纲人“往往沿路移易纲物，于所至州县收买出产物货，节次变卖以规利息”，至有一二年不到目的地者⑥。殿司诸统领将官公开“养兵营运，浸坏军政”⑦。南宋淳熙年间，诸军将佐不仅于屯驻之处私自兴贩营运，而且经营邸店、质库等贏利性产业⑧。由此可见，北宋较活跃的是纲卒以及纲船，南宋则多是驻军的军官。军人的经商活动日益活跃，其经营的商业领域也在不断拓展。
僧侣道士本是宗教人士，[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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