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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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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1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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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给假一月，期丧，给假七日。即户奴婢老疾，准杂户例。应侍者，本司每听一人免役扶持，先尽当家男女。其官户妇女及婢夫子见执作，生儿女周年，并免役(男女三岁以下，仍从轻役)。
诸官奴婢及杂户、官户，给粮充役者，本司(名)[明]立功课案记，①不得虚费公粮，其丁奴，每三人当二丁役，中[奴若丁婢，二当一役，中婢三当一役]。②
仔细分析这些令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在废弃不用的唐令中，有12条是关于官奴婢的，诸如官奴婢分番制度，官奴婢作为财产赏赐制度，官奴婢死亡后的验实申报制度，官奴婢劳役制度和供给制度。以唐令为本的《天圣令》将与官奴婢有关的唐令废弃不用，充分反映了北宋前期官奴婢数量的减少，这与官奴婢来源的枯竭应该是有关联的。唐末五代以来许多因战俘而成为奴婢的人，受到国家干预而被释放。例如后唐同光二年(924)庄宗曾颁布敕令：“应有百姓妇女，俘虏他处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识认。”③既释放私奴婢，则因战俘而为官奴婢的人也由此减少，官奴婢已不再是奴婢的主要组成部分，官奴婢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大为减弱。高桥芳郎曾指出，宋代不实行官奴婢给赐制度。④上述不用之唐令则是一个例证。从《天圣令》废弃的唐令来看，宋仁宗天圣前后，宋代逐渐减少把罪犯大量配没为奴婢的做法。从宋代实际情况来看，亦是如此。如从仁宗嘉祐时起，宋实施严厉的重法地分法，对强盗及窝藏犯人之家判以重罪，然对犯人亦只是实行配隶法和编管法，而没有将犯人及其家属籍没为奴婢的法律规定。《长编》卷344元丰七年(1084)三月乙巳条载：“自嘉祐六年，始命开封府诸县盗贼囊橐之家立重法，后稍及曹、濮、澶、滑等州。熙宁中，诸郡或请行者，朝廷从之，因著为令。至元丰，更定其法，于是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益广矣。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处。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余皆配远恶处，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法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这条材料详细记载了重法地分法，却丝毫没有籍没罪犯及其家属为官奴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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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明”字据日本《养老令·杂令》(新订增补国史大系本《令义解》)校正。
② “奴若丁婢”以下诸文据《唐六典》卷6补。
③ 王溥：《五代会要》卷25《奴婢》。
④ 高桥(津田)芳郎：《宋—清身份法的研究》，第165页。
其次，在废弃不用的唐令中，有五条是关于捕获逃亡奴婢的酬赏问题。宋令为何将与捕捉酬赏相关的法令删去不用呢?我的解释是这与宋代贱口奴婢的减少，雇佣奴婢的大量增加有关。奴婢逃亡已不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因此建立在捕捉逃亡奴婢上的酬赏法，自然就没有实施的必要。
再次，关于奴婢放贱为良，唐代是分成三级，逐级进行的。《唐六典》卷6云：“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皆因赦宥所及则免之(凡免皆因恩言之，得降一等、二等，或直人良人)。”宋代不存在唐之意义上的番户、杂户，①奴婢放贱为良，一免即为良人。既已成为良人，就不存在逃亡被抓获的问题。因此，唐旧令“诸放贱为部曲、客女及官户，逃亡经三十日，并追充贱”，自然便被废弃。
最后，隋唐以来，法律规定奴婢“当色令相配偶”，奴婢不能与奴婢以外的人通婚。②《天圣令》将唐代的这一法律规定废弃不用，这就意味着宋代奴婢可以与奴婢之外的人通婚，这是历史的一大进步，是宋代奴婢身份提高的一个标志。
从《天圣令》反映的情况来看，北宋官奴婢以及终身为人奴役的私奴婢不再是奴婢的主体，奴婢的主体应是雇佣奴婢。
但是，上述唐令废弃不用，仅反映了宋代逐渐减少把罪犯大量配没为奴婢的做法，并不等于此后宋完全不再实施籍没罪犯为奴婢的制度。现存《天圣令》除了上述17条令文废弃不用外，其余8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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