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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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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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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著名的外贸港口，在商品经济上仍属全国的第一大都会。为方便征收商税，元朝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税务机构，杭州与大都因为商业发达，特别设置了税课提举司，官阶从五品，位在其他税务官员上11，从中可以反映出杭州商税在全国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人们赞扬杭州“山川风物之美，四方未能或之过也。天下既一，朔方奇俊之士风致，自必乐居之”12。当时杭州城内到处可以看到蒙古人及其他“隆准深眸”的色目人，其中又以回回人居多，如“杭州荐桥侧首有高楼八间，皆富实回回所居”13。聚景景园是回回冢基所在，解放后曾迁葬遗骸一万多穴。杭州凤凰寺即回回大师阿老瓦丁重修。14回回人以经商出名，他们融入沿海城市，扩大了汉族地区的商贸群体，在商业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当时杭州等地夜市店铺至于宵达旦经营不歇，史载：“诸江南之地，每夜禁钟以前．市井点灯买卖。”15至于篙师船户在夜间也忙的不亦乐乎，“于城埠市镇人烟凑集去处，招聚客旅装载夜行者，谓之夜航船，太平之时，在处有之”16。杭人精于谋利，从商者很多，除在本地经营外，亦不惮于辗转他郡，元初有杭人张存，流寓泉州后即起家贩舶，六年以后方始回到家乡。17
元代京杭大运河和海运的全线打通使得一批城镇在贸易港口和运河沿岸纷纷崛起。从海外贸易港口看，元代曾先后在浙江的庆元、澉浦、温州、杭州等地设立过市舶司，庆元为浙东大郡，“其阳大海，远迩方物，夷商贸迁，风帆浪舶，万里毕集，视他郡尤剧”18，庆元港在元代漕粮运输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这里起航的海舶或驶往日本、朝鲜半岛，或南下东南诸蕃。《至正四明续志》卷6中有回回人交纳赋税的记载，说明当地也有不少回回人在驻经商。庆元路领鄞县、慈溪、象山、定海4县及奉化、昌国2州，庆地港作为浙东大港，还影响着整个地区的市镇经济的发展。如象山爵溪“贾舶络绎，东望日本，南走天台”19，慈溪的文溪也是“其地民富庶，商贾辏集，有酒楼三座，歌管之声不绝。其货多出西北诸山，麦、菽、茶、笋、果瓜、竹木之类为货甚多，市之西北，名曰贸里”20。温州港位于瓯江人江海处，元贞二年(1296年)成宗遣往真腊(今柬埔寨)的使臣就是由此出海的，城内行市贸易相当繁忙。嘉兴、湖州等浙西地区不仅交通运输发达，且农业、手工业空前发达，是以形成了很多典型的江南市镇。离杭州不远的澉浦，是当时的又一个重要港口，澉浦杨氏世代从事航海事业，掌握着大批海船，经营海外贸易，声势显赫。21嘉兴青龙镇、平湖的乍浦镇等也都缘于海外贸易而形成为集镇。湖州归安县双林镇在元代设有绢庄十座，每日清晨，赴镇上出售丝绸绢匹的乡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濮院是湖州又一个丝织生产、贸易都非常繁荣的地方，元大德年间濮明之“立四大牙行，收积机产”，该地逐渐成为丝绸贸易的集散地，远贾汇聚，商贸兴盛，遂有“永乐市”之称22。嘉兴王店镇，因工部尚书王逵“构屋于梅溪，聚货贸易”，此后“日见殷庶，遂成巨镇”23。又如余杭塘栖，在元末张士诚开浚下塘河后，依托运河之利，从一个小村落跃为市镇。元末绍兴东南有平水市，原先乃唐代草市，“其地居镜湖上游，群小水至此人湖，于是始通舟楫。故竹木薪炭凡货物之产于山者，皆于是乎会，以输于城府．故其市为甚盛”24。县级市镇和乡村草市的发展是对都市的商业经济的有益补充。 三
元代海外贸易规模宏大，元朝中叶蒙古帝国分裂后，通往西方的陆道贸易受阻，对外贸易主要依赖海路交通，东南沿海港口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军攻克两浙、福建，便先后于泉州、庆元、上海、澉浦等地设立市舶司，“每岁招集舶商，于番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
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25。及至元三十年(1293年)，可见其海路贸易地位之重要。不久温州市舶司并入庆元，杭州市舶司并入杭州税务，沿海市舶司最终固定为泉州、庆元、广州三处。为加强管理海外贸易，禁止各种非法贸易活动，保证国家从市舶抽发与商税中所得利益，元代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制定了完整的市舶法，规定了中外商舶从事海外贸易的细则。市舶法初定于世祖至元三十年(1293年)，因共分二十三条细例，故称“市舶则法二十三条”，其中规定依南宋旧例粗货于十五分中抽一份，细货则十分中抽一分，此外再按照泉州舶体例，收取三十分之一的舶税。26延祜元年(1314年)重修市舶法，定为二十二条，保持三十取一的舶税，但将至元抽分比例提高一倍27，这一点可从《至正四明续志》中加以证实，元末庆元市舶司：“抽分帕商物货细色十分抽二分，粗色十五分抽二分，再于货内抽税三十分取一。”28市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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