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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代浙江的商品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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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2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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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贩卖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它在市场上的价格，正所谓“来的多呵贱．来的少呵贵”2，体现出商品交换中价格随着供需关系变化而起伏。浙江不仅有粮食输出，也存在一定的粮食输入，如浙东庆元路郡临海隅，“民无终岁之蓄，计之户口，藉贩籴者兰之”3。平常时候尚有一半的粮食需从他郡转运，可知一旦碰上灾荒，在粮食上的这种依赖会更为紧迫。据史籍记载，定海(今宁波镇海)粮商乐大原来往于庆元、广东、福建之间，大德十一年(1307年)浙东饥荒，乐大原就曾“发巨艘贩泉南、广东之米，平价使人就籴”4。江浙人趋利重商，粮食作为大宗商品，在元代不但贩运数量很大，而且在南至福建、广东、北达大都、和林的广袤地域都有非常兴盛的长途贸迁，足见其商品化程度有大幅提高。
杭州、湖州等路还是元代江南举足轻重的丝织生产中心，丝绸贸易在江浙依然非常繁盛．在整个商品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植棉纺织业在江淮等地相继兴起使得棉纺织产品开始进人流通市场，丰富了传统手工业商品的种类。与浙江毗邻的松江一带自黄道婆传教棉纺织技术后，从事该业的民户众多，“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5，“商贩于北，服被渐广”6。瓷器是又一传统手工业产品，浙江龙泉青瓷此时继续发展，不仅遍及国内南北各地，而且远销东、西洋海外市场，被称作“处瓷”、“青处”，成为国家商税的一项重要来源。此外，水果、竹木等地方土产在商业贸易中也长盛不衰，如江浙间广植柑树，获利颇溥，杭州需内就有买卖柑子的专门市场。元代开辟了广大的国内市场，同时在东南沿海设置市舶司，大力拓展海外贸易。海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为工艺品和奢移品等市场提供了无以计数的“番邦奇货”，其中尤以南洋的各种香料，象牙、珍珠等奇珍异宝和日本的折扇、刀具、螺钿器等物品，深受上层统治者和富民的喜爱。
元代商业市场的分工也趋于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在不少城市里，都按照不同的产品交易置有专门的商业贸易区，据宋末元初学者周密记载，杭州城内就有药市、花市、珠子市、米市、肉市、菜市、鲜鱼市、南猪行、北猪行、布市、蟹行、花团、青果团、柑子团、鲞团、书房诸市7，实际市行肯定不止这些，它们分别散布在城市各处。杭州人烟稠密，街市居民食米大量仰给商品粮，米铺等直接关系民生的铺子在各城市都有设置，或官营，或民营。另外杭州城还有为数众多的茶肆、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专营诸色点心)、肉铺、鲞铺等。又如潮州路长兴州(今屑浙江)有五熟行、香烛行、银行、玉麈行、度生行、浇烛打纸印马行、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锦鳞行、碧缘行、漕行、五色行、正冠行、双线行、糖饼行、果行、彩帛行、厨行、饭食行、酒行等8。其中多数属于商业分工，还有少数如篙师行、净发行、裁缝行等从属于服务行业，宋元以来服务行业的分工也已较为完善。商业市场分工的细化、完善能够折现出一个社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经过元代的工商业发展，浙江境内各郡逐渐获得了良好的地方声誉，明人曾称“杭州省会，百货所聚，其余各郡邑所出，则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衙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皆以地得名”9，此类“地因物名，物以地名”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商业市场分工完善和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
二
元代是浙江城市和市镇发展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阶段。有学者研究指出，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区域人口统计的可靠性要大于其他的户口数据10，而根据《元史》卷62《地理五》这一年的统计数字，当时杭州、嘉兴、婺州、台州等四路人口数就均已超过100万，其中杭州中路
1834710人，嘉兴路2245742人，婺州路1003833人，其他湖州、庆元、温州、绍兴、处州、衢州诸路人口也均有50万左右，这为城镇经济规模的发展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商品经济长期以来的良好发展，促进了市场经济职能的强化，杭州等大都会与各港口贸易城市在这一时期内都相当繁盛，商业市镇大量兴起，城镇体系进一步发展完善。
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人烟稠密，城宽地阔，水陆交通便捷，远近商贾云集，不仅是国内的贸易中心，而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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