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元朝重视农桑。司农司、劝农使，编写农书和劝农文，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检查县级官员劝课农桑的成绩，编造农桑文册等，对元初农桑发展有所裨益。实际上，劝农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如劝农实为扰民、统计农桑数量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元朝农业发展还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农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等，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关键词]元朝；司农司；劝农使；功过评价
 
关于元朝农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已经做了相当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出版了许多论著。这些论著主要研究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元朝的农书及其代表的农业水平[1]，二是元朝农业的发展状况，包括农具、精耕细作技术、土地开垦与利用、粮食产量、区域开发等[2]。农业的主体是农民，由于农民文化和地位低下，研究农民存在文献不足的困难。不过，司农司和劝农使，是涉农部门和官员，元人文献中有关于司农司和劝农使设置、职责和功过的记载与评价，使研究元朝司农司和劝农官员的建置及功过评价成为可能。本文从三个方面研究这个问题：司农司和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司农司劝农使的工作内容、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一、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与职责
 
    蒙古族本来“其俗不待蚕而衣，不待耕而食”[3]，“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4]的认识相当普遍。统一后，军国费用大增，元世祖既任用阿合马等理财，又在向汉地学人“问以治道”，逐渐认识到“国以民为本，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5]。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五月，元世祖诏谕前线将领高达：“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湖南州郡皆汝旧部曲，未归附者何以招怀，生民何以安业，听汝为之。”[6]，这表明元世祖已经认识到土地和人民的重要，决心改变以往掠夺财富的战争目的，“使百姓安业力农”，确立了以农桑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政策。司农司、劝农使和各地正官在贯彻重农桑的国策中发挥了作用。
    劝农官的设置始于窝阔台汗时。庚戌年(公元1250年)刘秉忠提出“宜差劝农官一员，率天下百姓务农桑，营产业，实国之大益”。辛亥年(公元1251年)忽必烈接受刘秉忠等的建议，以张耕、刘肃为邢州安抚使和副使，“流民复业”[7]，“不期月，户增十倍”。[8]癸丑年(公元1253年)他派姚枢“立京兆宣抚司，以孛兰及杨惟中为使，关陇大治”，甲寅年(公元1254年)“以廉希宪为关西道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9]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设十路宣抚司，命各路宣抚司择通晓农事者，充随处劝农官[10]。姚枢为东平路宣抚司，置劝农官[11]。中统二年八月“初立劝农司，以陈邃、崔斌、成仲款、粘合从中等为滨棣、平阳、济南、河间劝农使，李士勉、陈天赐、陈膺武、忙古带为邢铭、河南、东平、涿州劝农使[12]。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以提刑按察司兼劝农事[13]。
    司农司始置于中统初年[14]。高天赐向丞相孛罗、左丞张文谦建议王政宜以农桑为本，“丞相以闻，帝悦，命立司农司”[15]，于是至元七年二月“立司农司，以参知政事张文谦为卿，设四道巡行劝农司”[16]，这四道是山东东西道、河东陕西道、山北东西道、河北河南道，以后随着疆域扩大，劝农使增多；同年“十二月丙申朔，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以御史中丞孛罗兼大司农卿”[17]。至元十二年四月，“罢随路巡行劝农官，以其事入提刑按察司”[18]。至元十六年五月“并劝农官入按察司，增副使佥事各一员，兼职劝农水利事”[19]。十八年改为农政院；二十年更名务农司，寻改为司农寺[20]。二十三年二月“复立大司农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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