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
 |
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
|
|
：“农司水利，有名无实，有害无益，宜速革罢”[87]。言虽过激，但并非无根之谈。孛术鲁羽中曾指出大都周围劝农实效不大：“上有司农之政，下有劝农之臣，垦令虽严，而污莱间于圻甸；占籍可考，而游惰萃于都城，况其远乎?”[88]。大都如此，其他地方可知。至正三年许有壬写道：“司农之立七十七年，其设置责任之意，播种植养之法，纲以总于内，目以布于外，灿然毕陈，密而无隙矣。责之也严，行之也久，其效亦何如哉?今天下殖民果尽殷富乎?郡邑果尽职乎?风纪果尽其察乎?见于薄书者果尽于其说乎?……方今农司之政其概有三：耕藉田以供宗庙之粢盛，治膳羞以佐尚方之鼎釜，教种植以厚天下之民生。尊卑之势不同，理则一尔。卑或凋支力尊孰与奉厚之道，其农政之先务乎?[89]，委婉地批评了司农司劝农桑工作存在的问题。
元代农业发展存在许多制约因素，但以上所述，无疑是制约因素之一端。由此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北方农业水平低，大都及北边所需粮食不能完全就近取给，而要远道依赖江南漕粮，开明清京师及北边依赖东南漕运之先例；二是农民生活处于勉强维持水平，胡祗通研究北方农户一年的收支帐：“父母妻子身，计家五口，人日食米一升，是周岁食粟三十余石；布帛各人岁二端，计十端；絮二斤，计十斤；盐醢醯油一切杂费，略与食粟相当。百亩之田所出，仅不能赡。又输官者丝绢、包银、税粮、酒醋课、俸钞之类。农家别无所出，皆出于百亩所收之子粒，好收则七八十石，薄收则不及其半，欲无冻馁，得乎?又为以上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取之，所以公私仓廪，皆无余蓄矣。”[90]这里，“三四十家不耕而食者”，指不直接从事农事的人等，包括儒、释、道、医巫、工匠、弓手、刺、祗候、走解、冗吏、员员、冗衙门、优伶、一切作贾行商、娼妓、贫乞、军站、茶房、酒肆、店、卖药、卖卦、唱词货郎、阴阳二宅、善友五戒、急脚庙官杂头、盐灶户、鹰房户、打捕户、一切造作夫役户、淘金户、一切不农杂户、豪族巨姓主人奴仆[91]。胡祗通意思是，五口之家一年口粮所需是一百五十石，衣物杂费与此相当，百亩之收则是七八十石，则收不抵支，况且还要纳粮当差。所以农民往往有产无收：“今之为农者，卖新丝于二月，籴新谷于五月，所得不偿费，就令丰仓，已非已有。”[91]当然，劝课农桑能否真有成效，不完全取决于司农司等官员的工作，它取决于多种因素。不过司农司职当劝农，受到更多的批评也是很自然的。
总之，元朝重视司农司劝农使的设置，并屡次诏谕劝课农桑，这正说明重农桑政策推行之不易。其成效不大，既有生产条件不足等因素，也有封建官僚政治弊端等因素。故元朝农桑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注释：
[1]师道刚：《从三部农书看元朝的农业生产》，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年3期；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代序》，1～30页，农业出版社，1988年1版；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技术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贤春：《元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其原因探讨》，《湖北大学学报》，1996，3期。
[2]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3期；陈高华：《中国史稿》(5)，人民出版社，1983年；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人民出版社，1983年；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李干：《元代社会经济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中国屯垦史》下册，农业出版社，1991年；梁家勉主编：《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稿》，农业出版社，1992年出版；陈贤春：《元代粮食亩产》，《历史研究》，1995年4期；吴宏岐：《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王培华：《土地利用与可持续发展一元代农业与农学的启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
[3][5][10][22][25][31][41][48][54][57][71]《元史》卷93《食货志一·农桑》。
[4]《元史》卷156《耶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