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
 |
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
|
|
二年(公元1309年)淮西廉访佥事苗好谦献“种莳之法。其说分农民为三等，上户地一十亩，中户五亩，下户二亩或一亩，皆筑垣墙围之，以时收采桑椹，依法种植”，武宗“善而行之”，仁宗延祐二年(公元1315年)“风示诸道，命以为式”[48]，五年九月大司农买住等进司农丞苗好谦所撰《栽桑图说》，“刊印千帙，散之民间”[49]，此次印刷《栽桑图说》三百部[50]。这些农书的颁布有利于各地劝农正官履行其劝农职责，这也反映了元朝廷在指导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推广农业生产知识和技术。按察司(廉访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要求县官向社长、社师等宣传。至元十五年河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发布的《劝农文》，就开出许多条目，要求“所在官司，照依已降条画，遍历乡村，奉宣圣天子德意，敦谕社长耆老人等随事推行”。对于垦辟，《劝农文》指出：“田多荒芜者，立限垦辟以广种莳，其有年深瘠薄者，教之上粪，使土肉肥厚，以助生气，自然根本壮实，虽遇水旱，终有收成”；对于粮食种植，《劝农文》指出：“谷麦美种，苟不成熟，不如稗。切须勤锄功到，去草培根。岂不闻锄头有两：可耐旱干；结穗既繁，米粒又复精壮。”“一麦可敌三秋，尤当致力，以尽地宜。如夏翻之田胜于秋耕，概耙之方数多为上。既是土壤深熟，自然苗实结秀，比之功少者收获自倍”。对于桑麻，它指出：“桑麻……切须多方栽种，趁时科耨，自然气脉全盛，叶厚秸长，饲蚕绩缕皆得其用。又栽桑之法，务要坑坎深阔，盖桑根柔弱，不能人坚，又不宜拳曲难舒。根既易行，三年之后即而采摘”。“浴连、生蚁、初饲、成眠，以至上簇，必须遵依蚕书，一切如法，可收倍利。尝闻山东农家，因之致富者，皆自丝蚕。旬月之劳，可不勉励!”对于耕牛饲养，它说：“耕犁之功全借牛畜。须管多存刍豆，牧饲得所，不致赢(女)弱，以尽耕作。……若有赢(羊)老不堪者，切须戒杀心、擅行屠宰”。[51]这种《劝农文》多张榜公布在门墙上，如时人所说：“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吏。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52]，能够让部分有文化的农民了解的。
仁宗时顺德路总管王结编写《善俗要义》，逐级下发给乡村中的社长、社师。《善俗要义》第一条“务农桑”：“今后仰社长劝社众常观农桑之书，父兄率其子弟，主户督其田客。趁时深耕均种，频并锄耨，植禾艺麦最为上计。或风土不宜，雨泽迟降，合晚种杂田瓜菜者，亦可并力补种，更宜种麻以备纺绩蚕桑之事，自收种、浴川、生蛾、喂饲，以至成茧、缲丝，皆当详考《农书》所载老农遗法，遵而行之”；第二条“课栽植”：“本路官司虽频劝课，至今不见成效。盖人民不为远虑，或又托以地不宜桑，往往废其蚕织，所以民之殷实不及齐鲁。然栽桑之法，其种堪移栽，压条接换，效验已著，苟能按其成法，多广栽种，则数年之间，丝绢繁盛亦如齐鲁矣。地法委不相宜，当栽植榆柳青白杨树，十年之后，枝梢可为柴薪，身干堪充梁栋，或自用，或货卖，皆为有益之事，其附近城郭去处，当种植杂果货卖，亦资助生理之一端也”。因此书“甚得抚字教养之方”，顺德路总管府缮写成秩下发给各县，并令本县录写遍下各社，要求社长社师等，依此书“谕民事理，以时读示训诲，务令百姓通知，劝之遵用举行，将来渐有实效”，其后，仁宗诏令向各地推广[53]。
检查地方官员劝课农桑成绩。至元九年，“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存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54]。御史台对高唐州尹张廷瑞的评价是：“至任以来，甫及期年，五事可称，一方受赐，劝课农桑，裁抑游惰。”[55]。至元二十七、八年提刑按察司和肃政廉访司相继兼掌劝农，守令以兼劝农事给衔，“廉访总其纲，岁报政于司农，以第其殿最”[56]，自此，廉访司年终检查地方官劝农政绩成为制度。文宗天历二年(1329)“各道廉访司所察勤官内丘何主薄等凡六人，惰官濮阳裴县尹等凡四人”[57]。
编造农桑文册。《农桑之制》最后一款规定，提点农事正官“仍依时月下村提点，……据每县年终比附到各社长农事成否、等第，开申本管上司，却行开坐所管州县提点官勾当成否，编类等第，申覆司农司，及申户部照验”[58]，这种农桑文册，一交户部，一交司农司。为统计的可信可靠，二十九年八月“命提调农桑官账册有差者，验数罚俸”[59]。仁宗延祐七年四月，“廉访司为农桑两遍添官，交依旧管行，每岁攒造文册，赴大司农考较”，攒造农桑文册目的是“岁见种植、垦辟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