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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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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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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p; 人力不足。元初北方地广人稀，地多于人，导致粗放经营。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通常的情形是人无余力而贪畎亩之多。古代农家一夫受田100小亩，合今28．28亩，“后世贪多而不量力，一夫而兼三四人之劳，加以公私事故，废夺其时，使不得深耕易耨，不顺天时，不尽地力，膏腴之地，人力不至，十种而九不收，良以此也。”[78]北方农家一般耕种100亩[79]，相当于今124．5亩[80]，与古代100亩相比，显然是“一夫而兼三四夫之劳”。此外，屯田户均有耕地普遍高于一般农户，如宗人卫人均屯田100亩，大司农所辖永平屯田总管府每户屯田350亩，广济署每户屯田1 000亩，宣徽院所辖尚珍署每户屯田2 138亩[81]，陕西泾渠屯田总管府在至元九至十一年时“一家所占多者或十顷至五顷，虽小户不下一顷有余”[82]。胡祗通《论司农司》分析劝农的效果和原因：“劝之以树桑，畏避一时锤打，则植以枯枝，封以虚土；劝之以开田，东亩熟而西亩荒，南亩治而北亩芜。就有务实者从法而行，成一事而废一事，必不能兼全。何则?力不足故也。”[83]人力不足不仅导致应付检查，还导致粗放经营，胡氏的批评不无道理。
畜力不足。农书中多陈述牛耕的方法和好处。王祯《农书·垦耕篇》：“中原地皆平旷，旱田陆地，一犁必用两牛、三牛或四牛，以一人执之，量牛强弱耕地多少，其耕皆有定法。”《农桑衣食撮要·教牛》说“家有一牛，可代七人力”。这是说一犁用牛的数量，和一牛的劳动能力，不代表当时农户实际拥有耕牛的数量。耕牛为农家重要财产，不是户户都能拥有的。王祯《农书》记载了许多土地利用的方式，多是以增加人力、肥力为基础的。胡祗通《农桑水利》指出“牛力疲乏寡弱而服兼并之劳”，“地以深耕熟耙及时则肥，能如是者牛力耳。古者三牛耕今田之四十亩，牛之刍豆饱足，不妄服劳，壮实肥脂，地所以熟。今以不刍不豆赢老困乏之牛而犁地二百余亩，不病即死矣。就令不病不死，耕岂能深而耙岂能熟与?时过而耕，犁入地不一二寸，荒蔓野草，不能去根，如是而望亩收及古人，不亦艰哉?”[84]元朝亩制大，一犁两牛或三四牛的实际耕地面积大，则导致耕作不精。耕牛不足、喂养不精，导致耕地不深。
粗放耕作导致低产低收。元代农书阐述精耕细作技术，实际则是粗放经营。胡祗通指出，种植卤莽灭裂，土不加粪，耙不破块，种每后期，谷麦种子不精粹成熟，不锄不耘，虽地力膏腴，亩可收两石者，亦不得四分之一。若雨泽不时，则得不偿费。“不通古法，怠惰不敏，旱地社，种麦皆团科，种一粒可生五茎；地不杀[旱]，天寒下种子，一粒只得一茎，所获悬绝如此。谷宜早种，二月尤佳，谷生两叶如马耳便锄，既遍，即再锄，锄至三四次，不惟倍收，每粟一斗得米八升，每斗斤重比常米加五。今日农家人力弱，贪多种谷，苗高三四寸才撮苗，苗为野草荒芜，不能滋旺丛茂，每科独茎小穗，勤者再锄，怠惰者遂废，所收亩不三五斗，每斗得米五升，半为糠秕。”[85]。元代粮食亩产，北方一石，南方二石较为普遍，“所收亩不过三五斗”，则是收不抵费。
农时被耽误。力役、兵役耽误农时尽为人知，词讼耽误农时则鲜为人知。胡祗通批评有司夺农时而使不得任南亩，“今日府州司县官吏奸弊，无讼而起讼；片言尺纸入官，一言可决者，逗留迁延半年数月，以至累年而不决；两人争讼，牵连不干碍人……数十家，废业随衙，当耕田而不得耕，当种植而不得种植，当耕耨而不得耕耨，当收获而不得收获，揭钱举债，以供奸贪之乞取，乞取无厌，不得宁家，所以田亩荒芜，岁无所入，良可哀痛。虽设巡按察司，略不究问，纵恣虎狼白昼食人，谁其怜之?”[85]词讼耽误农时。
农具质次价高，农民购买费时费力。盐铁官营，铁农具也不例外。胡祗通有《农器叹》诗描述农民购买农具的困难。“年来货卖拘人官，苦窳偷浮价增倍。卖物得钞钞买铧，又忧官局迟开闭。入城最近百余里，数日迟留工漫费。耕时不幸屡破损，往来劳劳凡几辈。往来劳苦不惮烦，一刻千金惜虚度。欲于农隙多置买，粟帛无余百无计。农官农官助我耕，何异车薪催金沸。一铧废夺十农功，办与官家多少利。劳形馁腹死甘心，最苦官家拘农器”[86]，官营农具质次价高，农民不仅财力有限，而且购买费时费力，有碍于农桑种植。
以上所列，有的是劝农桑中产生的弊端，有的是社会制度等因素。由于存在种种弊端，胡祗通建议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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