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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建置及功过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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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3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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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粮、学校之数，考核增损勤惰”[60]，所说种植包括桑枣榆柳等。
元初，司农司和劝农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奥敦保和“领真定、保定、顺德诸道农事，凡辟田二十余万亩”，其子奥敦希恺袭为真定路劝农事，寻以劝农使兼知冀州，兴利除弊，发展农桑[61]。至元八年，董文用为山东东西道巡行劝农使，“列郡咸劝，地利毕兴。五年之间，政绩为天下劝农使之最”[62]。至元十年张立道领大司农事，又授大理等处巡行劝农使，治理昆明池，“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爨棘之人虽知蚕桑，而未得其法，立道始教之饲养，收利十倍于旧，云南之人由是益富庶。罗罗诸山蛮慕之，相率来降，收其地悉为郡县”[63]。至元二十五年燕公楠“除大司农，领八道劝农营田司事，按行郡县，兴利除弊，绩用大著”[64]。此类事实不胜枚举。文献还记载某些年份的农桑学校数量，至元二十三年“大司农上诸路……植桑枣杂果树二千二百九万四千六百七十二株”[65]；二十五年十二月“大司农言耕旷地三千五百七十顷”[66]；二十八年十二月，“司农司上诸路……垦地千九百八十三顷有奇，植桑枣诸树二千二百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余株”。[67]时人评论大司农司“专以劝课农桑为务。行之五六年，功效大著，民间垦辟之业，增前数倍”[68]；“凡先农之遗功，陂泽之伏利，崇山翳野，前人所未尽者，靡不兴举”[69]；“立诸道劝农司，巡行劝课，敦本业，抑游末，……不数年，功效昭著，野无旷土，栽植之利遍天下”[70]。由于农桑的发展，元世祖时人户大增，明初史臣说：“终世祖之世，家给人足。天下为户凡一千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二百八十一，为口凡五千三百六十五万四千三百三十七，此其敦本之明效可睹也已”[71]。这些评价，说明了元初劝农桑是有成绩的。 三、元人对司农司劝农使的评价
元时，人们还揭露劝农工作中的弊端，如劝农实为扰民、统计农桑数量中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弄虚作假等。元朝农业发展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人力不足、畜力不足、粗耕粗作、农时被耽误、农具质次价高购买不便等，这都影响了农业发展的实效。
劝农实为扰民。由于官员选拔制度的原因，官员懂农事者不多。王祯说：“今长官皆以劝农冒衔，农作之事，已犹未知，安能劝人，借曰劝农，比及命驾出郊，先为移文，使各社各乡预相告报，期会斋敛，祗为烦扰耳!”[72]县官不懂农事，加以官僚做派，劝农实为扰民。蒲道元说：“今国家辑劝农之书，责部使者及守令劝课矣，而民之储蓄不若古，一有水旱，发廪以济，然所及有限。而所谓义仓者，又名存而实亡，是以穷民不免流离”[73]，劝课农桑并没有使人民富裕。
纸上栽桑。即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农民无实惠而有实祸。元时有“纸上栽桑”之语，形象地反映了统计农桑数量中的弄虚作假。许有壬回忆延祐六年(1319)为山北道廉访司经历时，亲见各县上报农桑数目中的弄虚作假：“以一县观之，一地凡若干，连年栽植，有增无减，较恰成数，虽屋垣池井，尽为其地犹不能容，故世有‘纸上栽桑’之语。大司农总虚文，照磨一毕，入架而已，于农事果何有哉!”[74]，一县栽桑数量远远超过其土地面积，此乃山北情况，江南如此。约至正九年(1349)，赵访说：“尝见江南郡邑，每岁使者行部，县小吏先走田野，督里胥相官道旁有墙堑篱垣类园圃者，辄树两木，大书‘畦桑’二字揭之。使者下车，首问农桑以为常。吏前导诣畦处按视，民长幼扶携窃观，不解何谓，而种树之数，已上之大司农矣。”[75]县官应付劝农使的检查，弄虚作假，劝农官则走马看花，看不到真实情况。胡祗通揭露其后果：“农官按治司县供报薄集数目，似为有功，核实农人箧笥仓廪，一无实效。他日以富贵之虚声达于上，奸臣乘隙而言可增租税矣，可大有为矣，使民因虚名而受实祸，未必不自农功始”[76]，由于弄虚作假，农民因富贵之虚声而受增税之实祸。这些，都说明检查统计农桑成果中的弄虚作假相当普遍。
官员政绩考核，实为虚文。元朝以田野辟、户口增、盗贼息、词讼简、赋役均五事考核地方官员政绩。许有壬认为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则虚文”。户口增，不过是析居放良、投户还俗，或流移至此，彼减此增之数。江南之田水中围种，齐鲁之地治尽肥硗，辽海之沙漠莽苍，巴蜀之山林溪洞，龚遂、黄霸再世，亦无能为力。欲盗贼息，则盗匿而不申。求词讼简者，将应理之事，亦付而不问。至于赋役，则上下贫富、品答科派，自有定规，尽能奉行，亦分内事。以五事备考核官员，“实效茫然，凋瘵日甚，惟其必以五事全者备取之，则谁不巧饰纸上”。[77]以上三条实是劝农和考核官员政绩中的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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