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际，国家重新完成了统一，福建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尤其是唐中叶以来，中原动荡，北人南来，福建区域的社会经济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从大历四年(769年)至咸通五年(864年)，福建区域就增设了九场三镇，即大同、桃源(又名桃林)、武德、感德、归德、小溪、梅溪、武平、上杭九场，永贞、黄连、归化三镇①，以上场镇大多分布于内陆山区。五代时期，王氏治闽，闽中山区更是“草莱尽辟”，“至数千里无旷土”②，许多地区已发展到相当程度而设县，唐之永贞、黄连、归化三镇及大同、桃林、武德、归德、感德、小溪、梅溪七场相继在这一时期升为罗源、建宁、泰宁、同安、永春、长泰、德化、宁德、安溪、永泰十县③。至两宋时期，福建社会经济迎来了繁荣时期，由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初期，又增设惠安、崇安、光泽、瓯宁、政和、上杭、武平、清流八县④。众所周知，福建广大内陆地区都是位于山区丘陵地带，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沿海地区普遍落后。而内陆地区因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设县，既说明了中央对地方具体管辖范围的扩大，也体现了福建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交通往来的改善。
交通正如经济的动脉一样，修路建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经济发达的产物。福建区域内山岭纵横，河流交错，历史上有着“闽道更比蜀道难”的说法，疏通河道，尤其是修建桥梁至关重要。因此，真正标志着福建区域内交通联系的改善则体现在宋代福建桥梁的建设上。据统计，宋代福建建成桥梁大小共有646座⑤，有着“闽中桥梁甲天下”之盛誉。区域内社会经济和对外贸易最为发达的泉州，在桥梁建设上最具代表性。“泉自宋盐场多于他郡，而番舶于此置司，故其郡独富，余力及于桥道……”⑥，故桥梁建设最盛。据乾隆《泉州府志》记载，晋江、南安、惠安、同安、安溪五县历代建桥共275座，标明宋代修建的有106座，总长度达万丈以上(约五六十里)，其中绍兴年间(1131—1162年)达到高峰，仅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就修建了25座⑦。因此，泉州社会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桥梁建设，而桥梁建设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泉州乃至福建商品经济和对外交通的发展。如：洛阳桥“当惠安属邑与莆田、三山(福州)、京国孔道”，往来其上，“肩毂相踵”；安平桥处安海与水头之间，这里“方舟而济者日以千计”，建成后，“舆马安行商旅通”；顺济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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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②《王审知德政碑》(天事占三年，立于闽县)，三王文物史迹修复委员会编：《闽国史汇》，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68—371页。
③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
④孙尔准、陈用光：《重纂福建通志》卷2、3《沿革》，清道光九年修、十五年续修，另参考《宋会要辑稿》方域七之一一。
⑤福建公路局编辑组编：《福建公路史》，福建科技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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