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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秦汉商品经济及其与社会生产、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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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2:40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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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万，耕地减一百来万倾，却没有给人以大衰落的印象。而汉魏之际，忽然天下大变，出现“百里无烟”（《三国志•吴志•朱治传》。），“千里无烟”（《三国志•魏志•卫觊传》。），“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仲长统：《昌言•理乱篇》。），“城邑空虚”（《三国志•吴志•朱治传》注引《江表传》。）的惊人现象。论人口，比起两汉来则“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三国志•魏志•张绣传》。）。魏灭蜀后，有94 3万多户，537万多口（《通典•食货七•历代户口盛衰》。）。吴亡时，有52万多户，230多万口（《三国志•吴志•孙皓传》注引《晋阳秋》。）。两者加起来看(虽然不是同时代的统计，但可看个大形势)，三国时期不过146万户，767万多口，比起两汉盛世也就是十裁一在。这变化是惊人的，空前的。
这个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不是黄巾暴动、董卓之乱两次战乱的结果。就已有的文献材料看，东汉的人口、垦田顷亩都比西汉少，人口少1 000万，垦田少100万顷。但这个数字也是虚报不实的。殇帝时一个敕书说：各郡国，“覆蔽灾害，多张垦田；不揣流亡，竟增户口。”(《后汉书•殇帝纪》)。我们可以断言：数字是夸大的，不实的。东汉城乡经济的衰落，存在于它的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商品交换经济发达，土地兼并、农民流亡、土地荒芜、城市经济衰落。 四
解决战国秦汉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存在的内在矛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牺牲自由民的自由，使他们成为半自由的依附民，没有离开主人、离开土地的自由。
贾谊、晁错都提出使流民归回田亩的希望和主张，但没有提出具体办法。王莽提出办法：“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汉书•食货志上》。）。他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就是恢复西周的井田制，先不说他对井田制的理解是否正确。他的王田制就是井田制，他的井田理想就是把农民附着在土地上耕地，不得离开土地。故“奴婢曰私属”，就是提高奴隶的身份成为主人的依附民。
王莽改制是失败了，他身死名裂。但他提出的“改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却为解决当时“钱币、土地、奴婢”三位一体的严重社会问题，打开了一个缺口。改奴婢曰私属，为解决奴隶问题找到一条出路。奴隶主乐于接受这个办法。奴隶解放了，但仍不离开主人，它解决了奴隶暴动和逃亡问题。奴隶也乐于这样做，它也为农民流亡开辟了一条新路，农民逃脱了作奴隶的命运，投附在豪人门下作依附民。仲长统所说东汉“豪人之室，奴婢千群，徒附万计”（《后汉书•仲长统传》。），这个万计的徒附，大约就有解放的奴隶，也有依附的自由民。
解决战国秦汉以来社会经济结构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划时代的标志，是曹操的屯田。曹操以强制的办法，使农民依附在土地上，并以此恢复了农业生产，结束了大规模的农民流亡。
屯田生产的显著特征，就是屯田客身份的逐步依附化。此依附化不是孤立的，随后的士家、晋的兵户、占田、深田户、北朝的均田户，乃至整个魏晋南北朝的郡县编户民，比起战国秦汉的编户齐民来，其身份都有多多少少不等的依附化，成为成分不等的依附民。
汉魏之际随着依附制的发展，人口分割出现，豪族强家的依附人口，正式从国家户口中分割出来。当然，人口分割制由国家不承认到承认，有个过程。曹操对不肯应政府役调者是极力打击的。（参看《三国志•魏志•贾逵传》、《司马芝传》等。）但是到了曹魏晚年，已正式承认这种制度了。“魏氏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自后小人惮役，多乐为之。贵势之家，动有数百。又太原诸郡，亦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千”。（《晋书•王恂传》。）晋时颁布户调式，正式规定公卿官僚官品高低占有佃客、衣食客，“客皆注家籍”（《隋书•食货志》。）。客皆注家籍，就是从国家户籍中除去，正式成为豪族强宗、达官贵族的私家人口。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钱货不行以谷帛代行货币职能的时代。
史书记载把钱货不行的责任归到董卓废五铢行小钱上，说“自是后钱货不行”（《三国志•魏志•董卓传》。）。这是无稽之谈。钱货不行，是自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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