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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探讨。
在唐代前期，音声人与乐户常常不加区分，如《通典》卷146曰：“国家每岁阅司农户，容仪端正者归太乐，与前代乐户总名音声人，历代兹多，至有万数”。由此可见，音声人是包括乐户的，据《唐律疏议》卷3《名例·工乐杂户及妇人犯流决杖》载：“太常音声人，谓在太常作乐者，元与工、乐不殊，俱是配隶之色，不属州县，唯属太常。义宁以来，得于州县附贯，依旧太常上下，别名太常音声人”。据此，隋唐之际，太常音声人的户籍开始附贯于地方州县了。
唐中期，作为杂户的音声人也要上番服役。如《新唐书》卷22《礼乐志》曰：“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可见，音声人的范围较广，它包括乐人、音声人及太常杂户子弟等。这些近于杂户的音声人，也在州县受田，然后以上番形式到太常寺执役，据《唐六典》卷14《太常寺·太乐署》载：“凡乐人及音声人应教习，皆著簿籍，核其名数，而分番上下，皆教习检察，以供其事。”关于番上，《唐六典》注曰：“短番散乐一千人，诸州有定额。长上散乐一百人，太常自访召。关外诸州者分为六番，关内五番，京兆府四番，并一月上；一千五百里外，两番并上”。由此可知，音声上番，番期为一月。一千五百里外，为节省来回路途，“两番并上”。
在唐代实行均田制时期，音声人也受田（口分田的一半），但免征徭役杂科。因为其上番设乐就相当于执役。《唐会要》卷33《散乐》载：“神龙三年八月敕：太常乐鼓吹散乐音声人，并是诸色供奉，乃祭祀陈设，严警卤簿等用，须有矜恤，宜免征徭杂科。”（7）又《唐会要》卷34《杂录》载：开元二十三年敕，“音声内教坊博士，及曹第一第二博士房，悉免杂徭，本司不得驱使”。到了吐蕃时期，仍然如此。如P.3730《酉年乐人奉仙等牒》中有：“奉仙等虽沾乐人，八音未辩，常蒙抚恤，频受赏荣，突课差科，优矜至甚。在身所解，免有悚遗，却加重赏”。据姜伯勤先生研究，奉仙等被“优矜”（减免）的“差科”（力役）和“突课”（地租），原是一般寺户所必须负担的“重科”，只是因为他们演出了音乐，才被寺院放免。由此可见，敦煌的寺属乐人，是附着于土地，参加劳动的寺户，但其上番设乐，则作为其应交纳的力役地租的替代物。（8）
晚唐时期，在藩镇及节度使之下，已有了乐营之役。《唐会要》卷34《杂录》载宝历二年九月京兆府奏：“伏见诸道方镇，下至州县军镇，皆置音乐，以为欢娱”。从崔致远《桂苑笔耕集》（9）卷14所载《客将哥舒珰兼充乐营使》一文可知，在唐末军队中已有了乐营使一职。
关于晚唐时期音声人的上番执役，敦煌文书P.2842《音声转贴》提供了绝好的材料，现转引如下：
奉处分，廿九日毬场，切要音声。不准常时，切须光（？）净。应来师（狮）子、水出（？）、零剑、杂务等，不得阙少一事。贴至，今月廿九日平明于毬场门前取齐。如不到者，官有重罚。其贴立递相分付。如违，准上罚。五月廿八日，都史严囗。
张苟子、石大平、白德子知、安安子、安和平知、范囗囗、张禄子、张再子、尹再晟、张再兴知、申骨仑、囗史老、刘驿驿、曹段段、安藏藏、张安多、姚小俊
本件文书为归义军乐营都史严某所发转贴，内容是通知乐营音声人张苟子等18人备齐道具，务于指定时间、地点集合，前往应役的通知。（10）由此可见，音声上役是强制性的，“如不到者，官有重罚”。它有助于我们对音声上番执役的理解。
五代时期，乐工的地位似有所提高。《五代会要》卷7《杂录》有：
晋开运三年八月，中书舍人陶穀奏：“臣前任太常少卿，伏见本寺见管教坊二舞，本户州县居民，若不尽免差徭，无缘投名鼓舞。况正殿会朝，已久停废，其见管人数等，每有沦亡，皆拟填补。既不曾教习，但虚免差徭，伏乞且议停废”。敕乐工宜令教习舞郎，权且停废。其年十一月，太常丞刘涣奏：“当寺全少乐工，或正、冬朝会，郊庙行礼，旋差京府衙门首乐官权充。虽曾教习，未免生疎，兼又各业胡部音声，不闲太常歌曲。伏乞宣下所司，量支请给，据见阙乐师添召，令在寺习学”。敕：“太常寺见管西京雅乐节级乐工共四十人外，受添六十人。内三十八人，宜抽教坊贴部乐官兼充；余二十二人，宜令本寺招召充填。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粮，月报闻奏。其旧管四十人，亦量添请”。
从晋开运三年（946年）的这一奏敕可知，五代时期的音声人，其身份仍然相对低下，类似杂户，并由官府“定支春冬衣粮”。但户口属于“州县居民”，若在官府上番执役，则需“尽免差徭”。因为若没有“尽免差徭”的优待，就无人肯“投名”为音声人。
据唐律规定，杂户的地位高于番户（官户），低于平民。类似杂户之音声，若再度放免，就可成为平民了。他们被放免的主要途径是“征讨得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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