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有：
“十四日，支打窟人酒半瓮”。
S.1366《归义军衙内油破历》（27）2—3行：
“十五日，支打窟人上番胡饼廿枚，用面一斗料油二升”。
14—15行：“支打窟人下番来胡饼廿枚，用面一斗”。
53行： “支打窟人上番料油二升，胡饼廿枚，用面一斗”。
P.2641《丁未年（947年）六月都头知宴设使宋国清等诸色破用历状并判凭》（28）共四件，其中第一件
4—5行：“打窟人胡饼贰拾枚”。
第四件8行：“设打窟人细供拾伍分，贰胡饼”。
S.3982《癸亥年至乙丑年月次当番人纳役簿》（29）在甲子年十二月“杨通达”和乙丑年十月“杨达通”名下均注“打窟”。“杨通达”与“杨达通”似为一人，在书写时某一次可能写倒。
由以上材料可知，“打窟人”可以简称为“打窟”，即P.4525（8）号文书中的“打窟”与敦研001、S.1366、P.2641号中的“打窟人”为一回事。
“打窟”，是工匠之一种，属专业工匠，其主要工作就是修建石窟。当然，修建石窟时需要的各种工匠很多，“打窟”仅仅是其中之一，其主要职能是在石窟崖上凿岩镌窟。另外还有石匠、泥匠、木匠、塑匠、画匠等。
在修建石窟时，根据需要，有时需各种工匠，有时只需部分工匠参与。根据工序及工程进度，每种工匠在需要时才上窟，当完成其任务时便下窟。从敦煌石窟营建史可知，每一洞窟的营建都是根据需要征派工匠，如有名的96窟北大像，原建于武则天延载二年（695），晚唐时张淮深重修过一次，到北宋曹元忠时期，已历二百多年，毁损较为严重。（30）据敦煌文书CH00207《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载：“大宋乾德四年（966）岁次丙寅五月九日”，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及夫人浔阳翟氏“因为斋月，届此仙岩，……遂睹北大像弥勒，建立年深，下接两层，林木损折，大王、夫人见斯颓毁”，便决心重修。“不经旬时，缔构已毕。梁栋则谷中采取，总是早岁枯干；椽杆乃从城斫来，并仗信心檀越……其月廿一、廿二两日换柱，材木损折较多，不堪安置。至廿三日下手拆。……至廿四日拆了……至廿五日便缚绷阁、上材木、缔构；至六月二日功毕”。（31）
96窟北大像这样大的维修工程，也只用了约20天，可见其速度之快，也从另一侧面说明用工之多。《乾德四年重修北大像记》载：“一十二寺每寺僧十二人；木匠五十六人，泥匠十人”。因为北大像主要是材木损坏，其主要工作是换柱、缚绷阁、上材木，故较多地使用了木匠。
“打窟”人需轮番上役，如上引S.1366号文书中“支打窟人上番”、“支打窟人下番来”就是明证，但由于归义军政权特殊的历史条件，相当于杂户之一的“打窟人”，其上番期限并非象唐制规定的那样严密，而是根据实际需要征派。
包括“打窟”在内的工匠，当被征派修窟时，就相当于上番执役，在其上番期间，由官府供其食宿。如修建96窟北大像时，“工人供备，实是丰盈，饭似积山，酒如江海”。此时正为曹氏归义军统治的鼎盛时期，为了反映曹元忠的功德，由其“凉国夫人翟氏自手造食，供备工人”。并且在文书后还明确指出：“其工匠官家供备食饭”。
需要说明的是，曹元忠修建96窟北大像，是毁损修复，而非新造，故不需要“打窟”，因此在96窟修建中也就没有“打窟”参加。当然，若需“打窟”时，也应该是由“官家供备食饭”。
工匠在上番执役期间，“由官家供备食饭”。当其下番后就自谋出路，故P.4525（8）《官布籍》中的“打窟”阴骨子和索阿朵子，所占有的土地30多亩，就是其下番后的生活来源。
上面我们仅仅依据P.4525（8）《官布籍》中免征赋税者的身份，探讨了其发展变化及免征的原因，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注释：
（1）参阅唐长孺《山居存稿·唐代的客户》，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2）参阅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二辑（以下简称《释录》）454页，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出版；姜伯勤《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521—5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录文见刘进宝《试释敦煌文献中的“指撝”》，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7辑，武汉大学出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