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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之牧子，主要是承担政府所有之马、牛、羊、驼等的放牧工作。据唐令规定：“诸牧马、牛，以百二十为群；驼、骡、驴，各以七十头为群；羊六百二十口为群”。（18）由此可知，官府之牧马、牛每120匹、头为一群，驼、骡、驴每70匹为一群，羊则每620只为一群，每群设有牧长、牧尉。据此，我们看归义军时期各牧群的放牧数量，P.2484《戊辰年（968）十月十八日归义军算会群牧驼马牛羊见行籍》所载各知马官、知驼官及牧牛人、牧羊人所放牧的数量如下：
类 别|姓 名|数量|唐令规定|实际数量与唐令规定的差异
知马官|索怀定|120|120|
知马官|张全子|205|120|+85
知驼官|张憨儿|40|70|-30
知驼官|氾丑儿|33|70|-37
牧牛人|陈顺德|40|120|-80
牧牛人|沙庆住|62|120|-58
牧牛人|杨欻律丹|76|120|-44
牧羊人|杨住成|990|620|+370
牧羊人|杨阿罗|341|620|-279
牧羊人|王阿朵|301|620|-319
牧羊人|张白子|130|620|-490
牧羊人|米义升|321|620|-299
牧羊人|王再晟|254|620|-366
牧羊人|阎延德|97|620|-523
牧羊人|烧不勿|164|620|-456
牧羊人|张保富|104|620|-516
牧羊人|唐定奴|247|620|-373
牧羊人|阎通儿|243|620|-337
牧羊人|董保晟|412|620|-208
牧羊人|安君足|440|620|-180
牧羊人|王盈信|234|620|-386
牧羊人|杨保德|212|620|-408
牧羊人|董义员|288|620|-332
本件文书上钤有“归义军节度使新铸印”，可知此为归义军政权的官文书。从其所保存的两个知马官、两个知驼官、三个牧牛人、十六个牧羊人放牧的数量看，知马官索怀定群120匹，与唐令规定的完全一致，张全子群有马205匹，比唐令规定的多85匹。两位知驼官所放牧的数量都少于唐令的规定。三位牧牛人放牧的数量也都少于唐令的规定。十六位牧羊人中，只有杨住成群有羊990只，比唐令规定的620只多370只，其他牧羊人所放牧的数量都少于唐令的规定。这可能是敦煌牧场分散，山地较多，牧群管理相对困难的缘故。
唐令规定，诸牧马、牛、羊、驼、骡、驴等，“其有数少，不成群者，均入诸群”。（19）P.2484号文书在牧牛人陈顺德群下有：“又寄群大牸牛贰头，不入计数”。可见，归义军政权的这一制度与唐令的规定是一致的。
唐令规定，诸牧群 “群别置牧长一人”，（20）上引P.2484号文书中索怀定等两个知马官、张憨儿等两个知驼官、陈顺德等三个牧牛人、杨住成等十六个牧羊人，应该相当于唐令所说的牧长。
据唐令所制定的日本厩牧令规定：每牧除牧长外，还有“每群牧子二人”。（21）《唐六典》亦曰：“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即“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估价征纳，牧子及长各知其半。……其在厩失者，主帅准牧长，饲丁准牧子”。（22）可见，官牧有牧长和牧子，而归义军政权则没有这样的划分，如上引P.2484号文书中的知马官、知驼官、牧牛人、牧羊人等，我们说相当于唐代之牧长，但张憨儿在P.4525（8）号《官布籍》中又为“牧子”，可见，牧子与牧长没有根本的区别。当某人为归义军政权放牧时，既可以是一般的放牧者——牧子，也可以是某一牧群的负责人——牧长。这又反映了归义军政权的特殊性，即与唐王朝的律令制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唐六典》曰：“牧子谓长上专当者”。（23）即牧子为长番，专门从事放牧者。从敦煌文书可知，归义军时期官府之牧子，一般为长期牧佣。（24）在其为官府放牧期间，便免除其赋役的全部或部分。
(6) 打窟
P.4525（8）《官布籍》共有“打窟”两人，即阴骨子和索阿朵子。他们占有的土地并不象“音声”、“吹角”、“牧子”，每人都是20亩，而是有所不同，如阴骨子占地32亩，索阿朵子占地34亩，但数量都不多。
关于打窟，由于史料稀少，学界注意不多，现将有关资料罗列如下：
莫高窟第370窟供养人题记中有：（25）
“社官知打窟都囗（计）料囗银青……”
“押衙知打窟……使囗青囗禄大夫检校……”
在敦煌研究院藏敦研001《归义军酒破历》（26）第1—2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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