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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与秦文化的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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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0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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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十多万字的文字资料大大充实了少得可怜的秦史资料，其次这批简牍是秦时县级政府的部分档案资料，内容包括政令、各级政府之间的往来公文、司法文书、吏员簿、物资(含罚没财产)登记和转运、里程书等。必将复活秦时的各项制度，譬如行政管理制度、文书制度、邮驿制度等。其次，该简中还有不少的有关秦历史地理的材料，有很多的地名，如迁陵、酉阳、阳陵、沅陵、益阳、零阳、临沅等，特别是有数支简中记载了“洞庭郡”，对洞庭郡的介绍十分详细，不仅有行政机构建制，而且还出现了“洞庭郡司空”、“洞庭司马”、“洞庭尉令”、“洞庭假尉”等官名。这是以前的史书中从未记载的，虽然目前对秦到底有多少郡有很大的争论，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未提出过有洞庭郡。迁陵一带原来是楚黔中郡之所在。《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昭王二十七年(前280年)“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年后，《史记·楚世家》记载楚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水经·沅水注》更清楚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马错以陇、蜀军攻楚，楚割汉北与秦；至三十年，秦又取楚巫、黔及江南地，以为黔中郡”。到汉初时，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史书中未说明有秦一代黔中郡有何变化。因此，秦是否有黔中郡还需要有关的资料来说明。另外里耶秦简也为我们增加了许多过去并不知道的县名，因为过去一般认为秦王朝并未管到此地，对此地的管理是从西汉初年开始的，由里耶简文记载的迁陵、酉阳、沅陵、阳陵、益阳、零阳、临沅等可知秦朝已对这一带进行了严格的管理。里耶简牍中还发现了当时各地之间的距离，如：“鄢到销百八十四里，销到江陵二百四十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索到临沅六十里，临沅到迁陵九百一十里”。这为我们研究历史地理提供了实际的参数。
再次，里耶秦简将中国乘法口诀的使用提前到秦时。在一片木牍上发现了乘法口诀表，竟与现今生活中使用的乘法口诀有着惊人的一致。这是中国乘法口诀表最早的实物证明，从而印证了文献中所记载的春秋战国时乘法和乘法口诀表已被使用。目前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是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的《算书书》。在里耶秦简发现乘法口诀以前，曾在敦煌和居延汉简中也发现过乘法口诀。
通过对这批简牍的研究将使我们对当时的历朔及当时的行书与文书格式有了明确的了解，因为在此前还未发现如此大量的固定成熟的文字格式[13]。
目前公布的资料仅是九牛一毛，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随着整理发掘工作的继续进行，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将使秦历史上许多难以说明的问题得以解决，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千多年来秦史研究面貌。
秦金文、陶文的发现与秦文化研究
秦金文主要的有秦公钟、秦公鎛、杜虎符及青铜兵器上的铭文、度量衡器上的铭文。秦青铜器铭文在北宋就有发现，但铭文的大量发现则是近几十年的事情，从而为秦文化的研究补充了很多难得的资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都有所裨益。王辉先生对以前出土的和传世的青铜器铭文进行考释和研究，出版了《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为我们研究秦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前多年在甘肃礼县发现的秦公大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皿，有青铜壶、鼎、簋等，该墓葬是襄公、文公的墓葬，为中字形，墓葬规模大，随葬品丰富，惜大墓被疯狂盗掘，不少文物流失，从现在得到的部分秦青铜器上我们发现了一些铭文，内容主要为：“秦公作铸用鼎”、“秦公作宝簋”等，从而使我们得知礼县发现的大墓是秦先公的墓，为我们研究秦公帝王陵的发展演变和寻找秦的早期都城提供了重要线索。
发现于陕西宝鸡太公庙村的秦公钟和秦公鎛共有八件，为春秋早期秦武公所制，器形硕大，器物铭文历数秦先公，直到宪公，包括武公、出子、德公，为宫廷重器。“宪公”铭文的出现，纠正了《世纪·秦本纪》中误将“宪公”为“宁公”的记载，为研究秦国早期历史提供了资料，也为寻找秦都平阳提供了线索。
杜虎符1975年发现于西安市南郊山门口乡北沈家桥村东北一里处，内容为“兵甲之符，右在君，左在杜，凡兴士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君符，乃敢行之”。也就是说当时发兵在50人以上者就必须使用虎符才可以，而且领兵者所持的一半虎符必须能和国王的另一半合符。杜虎府的发现也为我们找到秦杜县的位置提供了线索。比杜虎符时代晚的还有新虎符和阳陵虎符，虎符上的铭文内容大体相同。
在秦的度量衡器上不少都刻有铭文，有些只有始皇诏，有些则不仅有始皇诏，而且又有二世诏。文字既有刻在权上的，也有刻在诏版及其它量器上的。为我们了解研究当时的度量衡制度提供了资料。
在青铜兵器上也有很多的铭文，铭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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