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尽管在其他文史领域，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图像资料，但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研究者或者囿于“言为心声”的观念，或者觉得文字文献已经足够使用，因而对于图像文献始终不够重视。本文通过一组宗教祭祀神祗挂轴、若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早期互相想象的图画、古代中国刻印的世界地图，以及早期译西书中的一组插图、道教中典籍中一些地理图转化的神符图等等个案的分析，指出图像资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辅助”文字文献，也不仅仅局限于被用作“图说历史”的插图，当然更不仅仅是艺术史的课题，因为图像是历史中的人们绘制的，它必然蕴涵着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设计和构想，而有意识的选择、设计与构想之中就积累了历史和传统，无论是它对主题的偏爱、对色彩的选择、对形象的想象、对图案的设计还是对比例的安排，特别是在描摹图像时的有意变形，更羼入了想象，而在那些看似无意或随意的想象背後，恰恰隐藏了历史、价值和观念，因此，图像资料本身也是思想史应当注意与研究的文献，只是目前尚需要有一些不同于文字文献的研究方法。 

　　尽管“图”与“书”如今已经合为一个词，尽管“左图右史”曾经是古代中国关于历史记载的传说，但是，对于“图”的研究却始终不如对“书”的研究，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思想史研究者或者囿于“言为心声”的习惯，觉得只有文字文献才算真实而准确地表述思想，图像分析难免穿凿之嫌，或者觉得文字文献已经足够思想史研究者左右采撷，因而对于图像文献漠不关心。所以，至今用图像文献来研究思想史的尝试仍然很少，仿佛那些并不直接表达思想的资料，可以任凭它们处在思想史研究视野之外。
　　当然，在有的领域，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图像。不过，除了文字文献匮乏而不得不依赖考古发掘和传世文物的早期历史研究之外，有的图像还只是作为“插图”，像各种“图说”历史与文化的著作，从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历史参考图集》出版以来，虽然图像用得已经不少，但是图像只是文字叙述的附庸，它在书中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作为文字文献的佐证[1]。有的图像被过分还原为文字，研究者注意到它的叙述内容，却并不注意图像的形式意味，于是图像还原成了文献，像近年各国学者对《点石斋画报》的一些精彩研究，可是这里的内容如西风东渐、如社会风俗，只是作为叙述社会史的资料被使用[2]。当然，巫鸿关于武梁祠汉画像石研究相当深入，其中很多论述如画像石所在的祠堂空间象征宇宙等等，已经涉及了深层的观念世界，问题是，汉画像石长期以来始终被看作是艺术史的专门领域，因此这种论述没有引起人们对其他图像中的思想史内容的重视[3]。同样，近来杜正胜对于《番社采风图》的研究也相当精彩，特别是指出了“风俗画容易抄袭，终于成了‘格套’，然而真实的格套也可以作为生活万象的缩影，具有典范意义”，这种格套恰恰呈现的是“日用而不知”的传统观念，但是，可惜的是人们却没有进一步讨论所有图像中最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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