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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关于图像文献研究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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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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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也就是Grosier Jean-Baptiste的《Atlas general de la Chine》中，就把中国的《天工开物》中的织机等图照样翻印，大体上分毫不差。
[31]基歇尔（Athanasii Kircheri，英文译本为Athanasius Kircher）《中国图说》（China Monumentis），Amstelodami，1667；Charles Van Tuyl英译本《China Illustrata with Sacred and Secular Monuments, Various Spectacles of Nature and Art and Other Memorabilia》，PP.103，Indiana，1987。
[32] Friedrich Perzynski著《Von Chinas Gottern，Reisen in China》，Tafel.17，Kurt Wollf Verlag，Munchen and Leipzig，1920。
[33]见Joan Nieuhof 《Tartarischem Cham，Keizer van China》卷首,1665。此书现存比利时鲁汶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34]这是1671年在Amsterdam出版的一部书中的插图，见《Ilha Formosa-Het Schone Eiland》51页。这种想象也存在于另一部关于明清鼎革的书中，见《Reghi Sinensis》卷首，图中一骑在马上的清将，右手挥刀，左手提着人头，Amsteladami，1661。
[35]包括作为类书的《三才图会》，参看其《人物》十二至十四卷中的各种异域人物图像与说明文字，《三才图会》817-87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8。
[36]当然，并不只是“变形”中有思想的痕迹，在“不变”中也可能有思想的印记，像明代中国画家把圣母像照样挪移过来绘制观音菩萨，或者像泉州的中国基督徒和长崎的日本基督徒借观音菩萨像为圣母来崇拜，似乎不仅证明图像作为一种崇拜物的意味，并不在于具体描摹的对象，而且可以从一种图像的挪移中看到早期东西文化交流中所经历的好奇、模拟、迫害和隐忍的历史。
[37] Nicolas Standaert《A Chinese Translation of Ambroise Pare’s Anatomy》，载《中西文化交流史杂志（中国天主教史研究）》（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ⅩⅪ，1999），P9-33。
[38]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所藏传为唐寅所作的《送子观音图》与西方圣母像的关联，参看Lauren Arnold所著《Princely Gifts and Papal Treasures——The Franciscom Mission to China and Its Influence：1250-1350》（Desiderata Press，San Francisco，1999），又，据说十六世纪即明末时，泉州曾经制造代替圣母的观音像，向正处于抵制天主教中的日本出口，被日本信徒用来“掩饰其对圣母的崇拜”，石泰安（R A.Stein）《观音，从男神变女神一例》，耿升译，《法国汉学》第二辑，87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至今长崎大浦天主堂里还有玛利亚观世音像。关于《东夷图像》中《天竺图》中朝拜圣母之图像，汤开建《中国现存最早的欧洲人形象资料》一文有介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1年第1期，22-28页。
[39]《洞玄灵宝五岳古本真形图》，《道藏》影印本第六册，735-743页。类似的还有《玄览人鸟山经图》，见《道藏》影印本地六册，697页。关于这一问题，劳格文《中国的文字和神体》有所提及，可惜刚刚开头就停止了，施康强中译文，载《法国汉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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