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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研究视野中的图像——关于图像文献研究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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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5: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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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元帅的图像，参看劳格文（John Lagerwey）《福建省南部现存道教初探》及劳格文、吕锤宽《浙江省苍南地区的道教文化》，《东方宗教研究》新三期，艺术学院传统艺术研究中心，台北，1993。
[19]参看山西文物管理工作委员会《永乐宫》，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傅熹年《永乐宫壁画》，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3期，30页，北京。关于这种道教仪式上图像、音乐、文字与宗教心理的关系，尚需要一个总合的研究，比如把道教各种《朝元图》，类似唐代陈陶《朝元引》这样的文献、道教醮仪对于坛场、动作、程序的规定以及斋醮音乐综合起来，可能才会对其宗教意味理解更清楚。
[20]例如道教大型斋仪之斋坛的方位、每层的高度、安纂的枚数、柱之色彩、门之雕刻、门上牌额文字的书写及底色、灯之安放，都与宇宙天地四方星宿有相当精确的对应。见《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一《坛幕制度品》，《道藏》影印本，第7册，20-21页。
[21]这种空间观念的影响相当深，就连小说也不例外，早期的如道教关于“十洲三岛”的传说和想象，就是按照这种空间布局分配的，参看《云笈七签》卷二十六，155页以下；而後来的小说如清吕熊《女仙外史》第一回在叙述“天上各有境界”时，也要分出“东天是道祖三清及群仙所居，西天是如来佛祖及诸菩萨阿罗汉所止，北天是玄武大帝暨众神将治焉，昊天上帝之宫阙，则在中央而统辖南天”。
[22]关于类似图像，饶宗颐在《吴县玄妙观石础画迹》中有所讨论，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5本2分，265-283页，台北，1974。
[23]关于这一空间格局在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参看葛兆光《七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中国思想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2001。
[24]明代郑若曾在《图式辩》中的一段话相当有意思：“有图画家原有二种，有海上而地下者，有地上而海下者，其是非莫辩，若曾以义断之，中国在内，近也，四裔在外远也，古今画法皆以远景为上，近景为下，外境为上，内境为下，内上外下，万古不易之大分也，必当以我身立于中国而经略夫外裔，则可，若置海于下，则先立于海中，自列于外裔矣，倒视中国，可乎？”《郑开阳杂著》卷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八页A-B。
[25]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指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郑大华中译本，8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6]《天下、中国与四夷——古代中国世界地图中的思想史》，《学术集林》第十六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最近，在Walter D.Mignolo所著的《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Literacy, Territoriality,and Colonization》的第五章中，也看到了类似的研究。Michigan University press，1995。
[27]《德隅斋画品》记梁元帝《番客入朝图》（疑即《职贡图》）语，转引自陈传席编《六朝画家史料》285页，文物出版社，1990。
[28]关于《职贡图》，可以参看榎一雄的论文《职贡图の起源》，载《东方学会创立四十周年东方学论集》，东京，1987。现存台北故宫的梁元帝萧绎《职贡图》是南唐顾德谦的摹本，南唐以前，关于异域异族的图像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如敦煌158窟中唐所绘《涅槃经变·各国王子举哀》等，也可以参考。
[29]刘克庄《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二《跋林竹溪书画·李伯时画十国图》，转引自陈高华编《宋辽金画家史料》512页，文物出版社，1984。
[30]图像是否能够把形象准确地从这一端传递到另一端，从一个人的视觉感觉传到另一个人那里去？看上去仿佛是可以的，现代的摄影技术加上传输技术，似乎可以毫发不差，像电视上出现的场景就总是给人以真实感，而报纸杂志上配了新闻而刊登的照片也常常起到佐证的作用，“眼见为实”总是让人放心，不再产生怀疑。即使在依赖绘画的时代也是如此，比如，艾儒略在福建刻天主教的书，其中有的的图像，就是从欧洲出版的宗教书中翻刻的，有一幅《圣母端冕居诸神圣之上》，就是从1596年在比利时安特卫普（Antwerp）出版的《Adnotationes et Meditationes in Evangelia》中翻刻的，除了把西洋文字改成汉文把原来分开的图文合一之外，大体上原汁原味，而1785年法国巴黎（Paris，Moutard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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