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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林间作的出现。李伯重还指出：“不论从生态或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唐代江南的专业茶园，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专业茶园，而是一种林茶间作茶园。这种林茶间作的复合生态环境，比较接近森林的生态环境，比起明末以来成为我国茶园主体的茶粮间作的复合耕地生态系统，更为优越。”李氏这个论点是参照朱自振、唐荣南之说[53]。文字记载的公私茶园，可以证实茶树种植已较普遍，茶林间作亦自然而然地为人所知晓。袁高的《茶山诗》描写顾渚山茶树，多野生茶，生长在奇壁荒山上，且多向阴，所谓“阴岭芽未吐”[54]。这种野生茶自然与榛林间长，形成自然的林茶间作。孙樵所记，利州益昌县的民众“多即山树茶”[55]。这里明确记载是人工种植茶，采茶为生。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诗，有“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句[56]，明白指出是在郡府园中种植茶树。陆龟蒙有一茶园：“先生嗜茶荈，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人茶租十许簿，为瓯檥之费。”[57]陆龟蒙的茶园也是人工种植。资料表明人工种茶已较普遍，而《四时纂要》关于植茶的记载，表明茶林间作已是人所知晓的栽种方法。
江南桑树栽培方面，主要问题是密植的专业化桑园是否普遍存在。江南蚕桑业在六朝时期已有一定发展，至唐五代，达到一定规模。润州是蚕桑业比较兴旺地区，姚谟《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并序》记大和时大泉寺新三门落成，“宋室旧邑，桑野离离”的现象被“三门崇崇，烟霞栋梁”的景象所代替[58]。说明大和四年(830)以前，大泉寺三门旧址因门坏，成为“桑野离离”的桑园。润州是种桑较多地区，皇甫冉《寄高云》一诗有“南徐风日好，怅望昆陵道”、“烟景临寒食，农桑接仲春”[59]等句。皇甫冉生当开元至大历四五年，可见早在姚谟之前六十多年，润州至常州一带农田、桑林遍布，时令正值春分，上距冬至一百多天，临近寒食，田野萌青草而桑枝竞露新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讳也在《赠田家翁》与《送王秘书归江东》两首诗中，描写江南农村“老人迎客处，篱落稻畦间”(《赠田家翁》)、“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的景象。韦庄在《官庄》这首诗有“桑田稻泽”的描写，也说明大户确有桑林[60]。姚谟、耿湋、韦庄等人所见江南桑林，足以证明开天以后，江南栽桑是较普遍，而且成林者不少，可称之为桑园。这种桑园是否达到密植程度呢?未见到直接资料，李伯重同志依据《南唐书·烈祖纪》关于“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的记载，推定每户种桑三千株，“虽然未必能达到三千株之多，但肯定也远在五十株以上”[61]。这种观点可备一说。到底南唐桑园密植是否普遍?这一点似可确定，但密植的程度尚无足够资料可以说明。
湖泊生态环境和鱼草轮作的自然状况。江南多湖泊，因无人为污染(如现代的工业排污与生活排污)和大规模围湖垦田行为，所以湖泊依然清澈如镜，水生植物和鱼蟹满地，生意盎然。举例说：白居易《湖亭望水》写江州南湖：“久雨南湖涨，新晴北客过。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南湖是清澈的，落日泛红，风定泛绿。他另一首《南湖早春》也有“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萍生”的句子，写出了南湖变幻的景色。白居易笔下的杭州西子湖，更是妖娆妩媚，如《余杭形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下略)西湖荷花恁添十分姿色。又《湖上招客送春汛舟》有“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把西湖比作菱花镜般清澈无染。雨中的西子湖景色则另有一番情趣：“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越州的镜湖，可从元稹的诗中知道：“莫嗟虚老海埔西，天下风光数会稽。灵汜桥前百时镜，石帆山弇五云溪。冰销田地芦锥短，春人枝条柳眼低……”(《寄乐天》)百里镜湖，“湖色宵涵万象虚”(《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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