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受益。”[66]吕温用极为生动的语言描写了烧山时的壮观景象和玉石俱焚、草木成灰、虫蛇烧烂、虎兕奔突的情况；他歌颂这把野火，因为它带来了丰收，使人无转死沟壑之忧。但是，这种耕作方法带来的恶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山林被毁，野生动物罹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垦辟出来的地，又是旱地为主，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吕渭诗中的“山用火耕田”，也就是吕温所描述的火田，自然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在浙东西地区，这却不是主要的。
[1]《后汉书》卷七十八《宦官张让传》。
[2]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3][6]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载《文史》第十八辑。
[4]《太平广记》卷二五○《诙谐·邓玄挺》。
[5]《唐会要》卷八十九《疏凿利人》。
[7]《刘禹锡集》卷九《机汲记》。[8]刘仙洲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22—23页。
[9]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第168、169页。
[10]郑肇经、查一民《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的演变》，见《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第163页。
[1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
[12]《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13]陈鹏《唐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71页。“环数千里”的“千”应为十。
[14]《白居易集》卷六十八《钱塘湖石记》。
[15][20]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6—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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