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u年)止一百八十年中，黄河决溢了十次之多，其中五次都导致了改道，并且决后往往听其漫流，历久不塞。要是决后即塞，从当时情况看来，决溢次数势必更多。决溢所造成的灾害很大，泛滥所及往往达好几个郡，好几十个县，坏官亭民居以数万计，浸灌良田至十余万顷。当时下游濒河十郡，每郡治堤救水吏卒多至数干人，岁费至数千万①。可见西汉一代的河患是很严重的。因而也就引起了历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就写了《河渠书》，班固就写了《沟洫志》。这两篇书的内容虽不是完全讲黄河，但主要是讲黄河；从篇后的“太史公曰”和“赞”看来，作者载笔的动机也显然是有感于河患的严重。
若是单把第一和第二两期比较起来看，虽然中间的变化太大，未免觉得有点突然，毕竟还是合乎原来所假定的河患日趋严重的规律的，还不容易看出问题．问题显示在：到了第三期，河患却又大大地减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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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汉书》文帝纪、武帝纪、成帝纪、沟洫志、王莽传。
第三期，东汉以后。黄河自王莽始建国三年决后不塞，隔了将近六十年之久，到东汉明帝十二年(公元69年)夏天，才发动了数十万劳动人民，在我国历史上著名水利工程师王景的主持之下，大致按着始建国以来的决河经流，从荥阳(故城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到千乘(故城在今山东旧高苑县北)海口千有余里，大规模地予以修治。到第二年夏天，全部工程告竣(西汉以前黄河在今河北境内入海，此后即改由山东人海)。①从此以后，黄河出现了一个与西汉时期迥不相同的局面，即长期安流的局面。从这一年起一直到隋代，五百几十年中，见于记载的河溢只有四次②：东汉一次③，曹魏二次④，西晋一次⑤；河水冲毁城垣一次，晋末⑥。到了唐代比较多起来了，将近三百年中，河水冲毁城池一次，决溢十六次，改道一次”。论次数不比西汉少，但从决溢的情况看来，其严重程度显然远不及西汉。就是景福二年(893年)那次改道，也只是在海口地段首尾不过数十里的小改道而已。总之，在这第三期八百多年中，前五百多年黄河安稳得很，后三百年不很安稳，但比第二期要安稳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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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后汉书》明帝纪、王景传。
② 专指发生在下游地区的，在中上游的不计。
③见《后汉书》桓帝纪永兴元年、五行志。
④ 见《晋书·傅祗传》；《三国魏志》明帝纪太和四年、《宋书·五行志》。
⑤ 见《晋书》武帝纪泰始七年、五行志；《宋书·五行志》。
⑥ 见《水经河水注》；《元和志·郓州卢县》。
⑦ 见两《唐书》五行志，高宗、武后、代宗、宪宗、文宗、懿宗、昭宗纪；《元和志·郓州》；《寰宇记·滨州》。
在河患很严重的第二期之后，接着出现的是一个基本上安流无事的第三期，这一重大变化应如何解释?历史记载有所脱略吗?东汉以后不比先秦，流传至今的文献极为丰富，有些小范围内的决溢可能没有被记录下来，较大规模的决徙不可能不见于记载。从《后汉书》到两《唐书》所有各种正史都没有河渠或沟洫志，这当然是由于自东汉至唐黄河基本上安流无事，无需专辟一篇之故；否则《史记》、《汉书》既然已开创了这一体制，后代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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