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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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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5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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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大羌乱时，汉廷曾内徙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寄治于汉阳、三辅，至延光、永建时乱定复归本土。第二次大羌乱爆发后，又徙上郡、北地、安定寄治三辅，朔方寄治五原，并将西河郡治自平定(今伊克昭盟东胜县附近)南徙离石(今山西离山县)。此后战乱日亟，除安定外，其他四郡就一直未能迁还旧治。可见自永和五年以后，这一带的户口不会有所增加，只会更加减少。
以务农为本的汉族人口的急剧衰退和以畜牧为生的羌胡人口的迅速滋长，反映在土地利用上，当然是耕地的相应减缩，牧场的相应扩展。黄河中游土地利用情况的这一改变，结果就使下游的洪水量和泥沙量也相应地大为减少，我以为这就是东汉一代黄河之所以能够安流无事的真正原因所在。 六
黄河中游边区和河套地区的变农为牧，在东汉末年以前，还不过是开始阶段；到东汉末年黄巾起义以后，才是这一变局的成熟阶段。
自永和以来，东汉政权对这一带边郡的统治，本已摇摇欲坠。勉强维持了四十多年，等到灵帝中平中内地的黄巾大起义一爆发，终于便不得不把朔方、五原、云中、定襄、西河、上郡、北地七郡的全部和安定郡的一部分，干脆予以放弃(同时又放弃了桑乾河上游代郡、雁门二郡各一部分)。汉政权一撤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在汉廷与羌胡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从而制造了尖锐的民族矛盾情况之下，汉民是无法再在这些地区留住下去的。于是“百姓南奔”，出现了“城邑皆空”、“塞下皆空”①的局面。其实“城邑皆空”应该是事实，整个儿“塞下”是不会空的，只是由原来的胡多民少的王朝边郡，进一步变成了清一色的羌胡世界的“域．外”而已。所以在此后不满十年的献帝初乎中，蔡文姬被虏入胡，竟在她的《悲愤诗》里，把她途经上郡故地说成是“历险阻兮之羌蛮”，把西河故地匈奴单于庭一带的景象说成是“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离兮状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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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元和志》关内道、河东道缘边诸州。
自此以后，黄河中游大致即东以云中山、吕梁山，南以陕北高原南缘山脉与泾水为界，形成了两个不同区域。此线以东、以南，基本上是农区；此线以西、以北，基本上是牧区。这一局面维持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极少变动。晋西北虽在曹魏时即已恢复了今离山县以南地区的郡县建置，但其地迟至南北朝晚期，仍系以畜牧为生的“山胡”根据地，汉人想必只占少数(详下文)。陕北则直至十六国的前、后秦时代，才在北洛水中游设置了洛川、中部(今黄陵)等县，其时上距汉末撤废边郡已二百余年。实际二秦的版图所届远在洛川、中部之北，其所以不在那里建置郡县，正反映了生活在那里的极大多数人民，还是居无常所的牧民，没有什么村落邑聚，因而也就不够条件设置郡县。姚秦末年赫连勃勃就在这一带建立了夏国，还是不立郡县，只有城堡；直到后来取得丁关中盆地，夏国境内才算有了郡县。
当然在这条线以东、以南，那时并不是就没有牧业。事实上自东汉末年以来，此线以东的今山西中部南部，也变成了匈奴的杂居地；此线以南的关中盆地的氐羌人口，只有比东汉末年以前更多。牧业的比重，想必也是有所增加的。但这些地区的自然条件毕竟更适宜于农耕，汉族人口毕竟还占着多数，因此，羌胡等族入居到这里以后，往往很快就会弃牧就农。匈奴以黄巾起义时入居太原一带，后五六十年，在曹魏末年，当地的世家豪族即“以匈奴胡人为田客，多者数干”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西晋末五胡起事首领之一上党羯人石勒，出身于“为人力耕”的雇农，也是一个例子(石勒又善于相马，可见仍不脱游牧族本色②。所以这些地区尽管在民族成分上杂有不少羌胡，但在经济上则始终是以农耕为主的区域。
同样，在这条线以西、以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农业。一方面是汉人有时会被逼徙到这里．例如赫连勃勃破关中，就曾虏其人筑城以居之，号吴儿城，在今陕北绥德县西北③。另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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