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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国北朝的钱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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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3:3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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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商业一度比较兴盛，“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易于道”，富商大贾“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注：《晋书》卷113《苻坚载记》上。），来自西域和中亚的胡商在长安城中都能见到，史称“四夷宾服，凑集关中，四方种人，皆奇貌异色”（注：《太平御览》363引车频《秦书》。）。在这样的商业背景下，流通领域中理应使用钱币，但史料阙如。有人认为苻坚曾毁铜人铸钱，《水经注》卷4“河水注”云：“后董卓毁其九为钱，其在者三。会贞按：下言苻坚毁二为钱，一推河中，是董卓毁九而存三也。”从前秦商业发展水平来看，这种推测不无道理。前燕也有行钱的记载，慕容皝赏赐谏臣“钱五万”（注：《晋书》卷109《慕容皝载记》。），慕容评“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注：《晋书》卷111《慕容暐载记》。），对聚敛钱货十分执着。此外，南方的成汉在李寿时曾铸“汉兴钱”，有人认为是最早的年号钱；李庠以讨羌有功，被赐钱多达百万（注：《晋书》卷120《李特载记》。）。
北魏太和（477-499年）以前，“钱货无所周流”，基本上为实物交易，但钱币使用也未绝迹。魏世祖（424-452年）讨伐凉州前，崔浩与奚斤争辩凉州有无水草，李顺替奚斤分辨，崔浩指责李顺“受人金钱，欲为之辞”（注：《魏书》卷35《崔浩传》；《北史》卷21《崔宏传附崔浩传》），以钱为贿赂之物。世祖还以战功赏赐王慧龙“剑马钱帛”（注：《魏书》卷38《王慧龙传》；《北史》卷35《王慧龙传》。）。北魏显祖（466-471年）时，元澄之父云治理徐兖有方，“为百姓所追恋，送遗钱货，一无所受。”（注：《魏书》卷19中《任城王澄传》。）。当时绢的价格也有以钱标定的，如“天安、皇兴间（466-471年），岁频大旱，绢匹千钱”（注：《魏书》卷110《食货志》。）。对此我们不难理解，虽然北魏建国后百余年未遑兴铸钱币，但中原地区的汉人很早就有使用钱币的传统和习惯，民间使用的旧钱不可能完全废弃，人们在日常交往和社会生活中使用钱币自在情理之中。北魏前期的钱币来源，主要是用魏晋旧钱，此外也有从南朝抢掠而来的，如皇兴三年(469)年慕容白曜攻入东阳的时候，就获得“铜五千斤，钱十五万”（注：《魏书》卷50《慕容白曜传》。）。
不过总体看来，十六国和北魏前期商品经济不发达，实物交易盛行，钱币流通使用仅见于少数几个政权的局部地区和时段，史书所称的“遂不用钱”、“钱终不行”、“钱货无所周流”等现象，应是当时普遍情形。
二、北朝后期（北魏太和以后）的钱币铸造和流通问题
（一）官方铸币
北魏太和以后官方三次铸币，《魏书·食货志》载：“（太和）十九年（495年），冶铸粗备，文曰‘太和五铢’。……世宗永平三年（510年）冬，又铸五铢钱。……（肃宗）永安二年（529年）秋，诏更改铸，文曰‘永安五铢’。”魏分东西后，东魏武定（543-550年）初曾改铸，仍称永安五铢；西魏大统六年（540年）和十二年（546年）两次铸五铢钱。北齐初年沿用永安五铢，“文宣受禅（天保四年即553年），除永安之钱，改铸常平五铢，重如其文”（注：《隋书》卷24《食货志》。）。北周铸行过三种钱，《隋书》卷24《食货志》载：“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及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大收商估之利，与布泉钱并行……至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由上可见，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北朝官方铸币共9次，与同时期的南朝差不多。
北朝官方铸币基本上承袭汉魏五铢传统，并以此来规范天下钱制。从北魏太和五铢、永平五铢、永安五铢，东西魏五铢到北齐常平五铢，都是五铢钱。东魏时，五铢钱的标准是“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天下钱“皆准此为数”。高澄还建议“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私民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有辄以小薄杂钱入市，有人纠获，其钱悉入告者”（注：《魏书》卷110《食货志》。）。东魏在市场大门上悬秤以称钱重，惜未实行。北周铸行大钱，比五铢钱略重，名曰当五当十，实际上是一种减重求利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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