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典故启发群众，有文可查记在《毛泽东选集》上的，即有中国历史事件300多起，世界历史事件40多起，中外历史人物一百余人，因此他的讲话妙趣横生，百听不厌。他列举史实，总是那么得体，适合听者的接受水平，雅俗共赏，老少咸宜。不论多么深奥的哲理，经他比喻，就明白易懂，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不仅对一般人作宣传如此，对高级干部也常以史喻今，使人深受教益。如50年代末、60年代初，正需各级干部提高领导水平以应付时艰，毛泽东不是泛泛说理，而给一些负责人念了成都武侯祠内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副对联作者是清代云南剑川白族人赵藩。上联讲诸葛亮平定南中，用“攻心”使孟获悦服，以此称赞诸葛亮是真正懂得用兵打仗而又不好战的军事家；下联用“审势”来说明孔明治蜀的指导思想，称赞他能审时度势制定宽严得宜的方针政策，以此提醒后来的执政者从中吸取教益。毛泽东古为今用启示干部，起了很好作用。“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短短的一副历史对联，抵得上长长的一篇演说。毛泽东还善于借鉴先人的征战经验，丰富军事指挥艺术。对历史上许多有名战例如“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蜀吴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⑩，都了如指掌。他熟谙战国孙子、汉朝张良、三国诸葛亮(11)等著名人物的高超谋略，结合实践运用自如。毛泽东远远高出他们之上，足智多谋用兵如神，成了能凭着“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的舞台，“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2)的军事家。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中国史学的薰陶，就不会有能对20世纪的中国举足轻重的毛泽东。正如在30年代已对毛泽东有所研究的斯诺说的：毛泽东对革命“绝对的自信”，“具有那种马克·吐温称之为据有四张王牌的基督徒那种镇静和自信”，并认为毛的王牌之一就是“他对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渊博知识”(13)。

　　毛泽东爱读史书，成了他工作的必需，但他不是埋在故纸堆里不能自拔的人。他生长在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作为肩负改造中国、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的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处在中国革命的旋涡中心，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之中。在这样的特定的环境里，为了寻求中华民族的出路，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去了解中国国情，如他所说的“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与前天”(14)，而去研究历史，探索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与道路。这是他研究中国历史的出发点与目的，也是显著的特点。特定的条件虽然使他未能写出专门的历史巨著，而却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精辟的见解，他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的把握，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贡献，都有令人惊叹的成就。毛泽东著作从总体上、本质上说，就是一部丰富多采的历史巨著，关于中国人民现代革命史的光辉纪录。毛泽东因其饱学与特殊的政治地位，成为更具权威性的史学家。只有掌握这些特点，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毛泽东在历史科学上的成就与局限，及其对现实与后世的深远影响。

　　二、毛泽东为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而研究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德国以前的几乎所有思想家“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时，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5)。李大钊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时也说：“横着去看人类，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是社会的变动”(16)，毛泽东把研究社会变动的历史科学提到世界观、认识论的高度，作为认识中国、改造中国、推进中国革命的重要理论武器。他无论在了解国际、选择革命道路与制定斗争策略上，都得力于史学研究之功。对引导中国走出近代历史低谷起了积极作用。

　　一、毛泽东通过中华民族史的宏观研究，揭示了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道路，中华民族是一个刻苦耐劳、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从而奠定了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深厚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社会发展史与中华民族史的研究中，认清了历史发展规律与趋势，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形态更替论的科学性，明确指出中国的历史也是走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的道路：“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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