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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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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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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加以严格限制。人们通常所说的“安土重迁”仅仅是一种心理状态，而非体制。秦统一后即消除关隘，车同轨、书同文，统一货币和度量衡。“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注：《史记·货殖列传》。）在市场管理上，隋唐之前的大小城邑均设有市场，设市令，军民人等凡税即可交易，并无人身限制。宋代以后，坊市制度废除，市场管理由地方官兼摄，交易更趋自由。事实上，自春秋战国以降，国鄙的划分消失，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一直是相对自由的，农民每逢荒欠之年往往离乡到城市谋生，其规模动辄百万。而且即使是在正常的年份，小农户若男丁较多，也往往让其中的一个或更多出外经商，而由其他居家者照料农田。这在中国古代是极其常见的，史书中的此类记载比比皆是。这就导致中国封建时代城市人口的流动性相当大，尤其是寓居城市经营工商业的人为数众多。明清时代的北京，“四方之民，十得六七”；（注：于慎行：《谷山笔尘》卷12。）苏州“四方之人，等于土著”；（注：康熙《苏州府志》卷21，《风俗》。）济宁州“居民鳞集而托处者，不下数万家，其商贾之踵接而辐辏者，亦不下数万家”。（注：道光《济宁州志》卷4，《建置》。）著名的景德镇在明嘉靖、万历年间，“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注：康熙《西江志》卷146，《艺文》引萧近高：《参内监疏》。）
与此同时，中国封建城市对外乡之人的到来并不持排斥态度，如苏州梳妆业公所章程规定：“一议，外方之人来苏开店，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二十两；一议，外方之人来苏开作，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十两；一议，本地之人开店，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二十两；一议，本地之人开作，遵照旧规入行，出七折大钱十两。”（注：《长元吴三县梳妆公所议定章程碑》，原碑藏苏州桃花坞红木梳妆公所。）外地人与本地人开张营业所纳费用完全相同，表明外地人在城市中经营工商业并不受到歧视。毋宁说，正是中国封建城市所具有的较强的容纳能力才使得农民“取四方之资以为生”成为可能，同时，城市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踵接而辐辏”的商贾才维持了其长久的繁荣，并使中国古代城市人口数量长期雄居世界首位。
附带说明的是，西欧封建城市之所以规模小、人口少，其原因首先固然在于西欧封建庄园制经济的自给程度较高，从而限制了城市经济的扩张，但更重要的则一方面在于中世纪欧洲庄园制度下的农奴没有迁徙自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把农民牢牢地束缚在土地上，使之成为“土地上的奴隶”(Servi terrae)；另一方面封建城市又基本上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排他性和封闭性特征。按照英国伦敦13世纪的情况，城市市民资格可由以下三种方法中的任何一项取得：(1)合法出生于本城市：(2)经过学徒成为某行会的会员；(3)交纳一笔钱买得。（注：雷诺兹：《英国中古城市史导论》，牛津1977年版，第124-125页。）意大利威尼斯市政会议明确规定了两种公民权：完全公民权和部分公民权。其中在该城居住满15年才有资格申请部分公民权，满20年方可申请完全公民权。（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15页；第582、583、83页。）西欧封建城市中的行会一向被公认为是封闭性的组织，其吸纳新成员的条件在一些城市中规定得极其苛刻。就其一般而论，一是财产资格限制；二是合法出生的自由人；三是具有市民资格或由两个以上的具有公民权资格的人作出担保。（注：参见李景云《西欧中世纪行会的几个问题》，《南开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1期。）另外对于逃亡到城市中的农奴，其自由的获得也是有条件的，即只有在农奴的原属领主或其他有权提出异议者不再追究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注：参见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开究》1984年第1期。）作为一个城市中的居住者，如果既无市民资格以及与之相应的公民权，又不被垄断城市工商业的封建行会所采纳，那么城市所留给新来的生活空间何在呢？布罗代尔对此直言：“被叫做苦力的都是外乡人；……乡村的弃物变成城市的渣滓”，（注：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1卷，第615页；第582、583、83页。）而在灾荒之年，城市则紧闭城门，拒绝接受任何的新来者，如法国第戎市政当局就曾严令禁止公民为行善而收留贫民。 三、封建城市居民的基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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