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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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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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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计算部分，那么全国官吏户总数至多不会超过总户数的2%。若以漆侠先生较为保守的12%的城市人口率计算，那么即使是官户、吏户全部居住在城市中也不过占总数的1/6。
统治阶级占城市人口构成主体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仕宦之家，僮仆成林”。勿庸讳言，古代城市中确有“强宗右姓，家僮不下三四千人”的特例，但如此众多的奴仆、雇工绝非官员的俸禄所能维持，因而历代皆有所谓的“势豪之家，用仆开店”；（注：吕坤：《去伪斋集》卷1，《忧危疏》。）“纵令家人开设店肆”（注：《明孝宗实录》卷117，弘治九年九月。）等官僚经商的记载。就这些被奴役者本身而言，他们理应是受压迫的一群，是城市中的劳动者或工商业者，而不能与官僚贵族划归一类。另需特别指出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一向以冗官、冗吏、冗兵“三多”为特征，因而以宋朝为例分析城市人口构成应该说是有一定典型性的，但通过以上讨论可见，把官僚贵族看成是城市人口构成的主体似乎缺乏史实根据。
城市中的工商业劳动者无疑应该是城市人口构成中的主体。据历史文献记载，唐朝长安仅东市的工商业就可分为220行，有摊位3000余个。（注：《唐两京城坊考》卷3。）南宋杭州的行业分工更细，周密《武林旧事》中曾列举170余种，《西湖老人繁胜录》更列有414种行业，其中仅服务性行业就有百余种。各行业内部分工也非常细致，专业化程度相当高。南宋名臣楼钥所撰《跋扬州伯父耕织图》曾记当时的丝织业从浴蚕至剪帛需经24道工序，其分工细致，可见一斑。城市市场则自糖果、点心到衣服、鞋帽、家用杂物、文房用具、妇女装饰、儿童玩具无所不有，见于记载的不下数百种。在此基础上，各种商业活动的配备和机构，如坐贾、行商、牙侩、联号组织、塌房、廊房、堆栈房、柜房、钱铺、兑房、金银铺、案附铺、簿记、珠算、商用数字等都一一出现，足见货币经济之发达。而所有这一切，显然都离不开城市工商业者的广泛参预。《马可·波罗游记》曾记载杭州有12种行业，各业有12000户，每户少则十人，多则三四十人。这当然有夸大的成份，但以此确能说明城市中的工商业者之众多上一页 [1] [2] [3] [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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