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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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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7-24 13:54: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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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居于古代城市中的如此巨大规模的城市人口，由于其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及职业的差异，而呈现出极其复杂的特征。概而言之，古代城市人口可分为如下几种人：
一是权贵势要之家。古代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都有着层次不一的“权贵势要之家”，而且大城市相对集中。这部分人主要包括皇帝、皇族、勋戚、各级文武官吏、豪门士绅以及为之服务的吏胥、豪奴、健仆等。
二是富商巨贾。城市中的富商巨贾主要指大商人、大作坊主、高利贷者等，他们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并不很大。以北京为例，据万历年间统计，当时承担铺行之役的铺户是132行，共计39809户，其中的上三则为2097户，约占铺户总数的5%，但他们拥有巨额的资本。沈榜在其《宛署杂记·铺行》中称北京铺户“有资至千万者”。
三是城市劳动者。城市劳动者是城市中各种劳动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城市人口的主体部分。若对其再加细分的话，可进一步分为如下几类：(1)小工商业者。主要是指小商品的生产者或贩卖者，他们资本有限，生活水平低，所经营的主要是限于一些设备简单，又不需要多少资本的行业。(2)工匠。中国古代历朝都拥有规模庞大的官工业体系，其工匠主要由朝廷特定的匠户来充任。从都城到州县，所有官工业的工匠都是从民间征调而来，他们每年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到官工业中从事无偿劳动，并定期轮流替换。(3)奴婢。在权贵势要丛集的城市中，奴婢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奴婢们在主人的驱使下从事各种艰苦的劳动，而且只要入富贵之门，必须立卖身契约，即入“奴籍”，成为社会的贱民，且世代为奴。(4)雇工。城市中的雇工主要来自破产或半破产的小手工业者与小商贩；破产流入城市的农民以及逃军、逃匠和逃囚。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中，雇工的数量是很多的。他们或按时取值，或按年、按季、按月、按日取值，其地位较为复杂，与主人的关系近似主与奴，但佣工契约有一定的时限。(5)青夫、盘夫与脚夫。所谓“青夫”，系指承应各码头之纤夫；“盘夫”是专为丧家舁棺之人；“脚夫”则指靠马驮人挑，运送客货者。这些人的社会地位较雇工更低，且由于劳动、生活等原因往往受市井无赖的影响，沾染上一些恶习。敲诈勒索乃至行凶害民，在他们而言习以为常，因此古有“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的俗谚。(6)智力劳动者。这些人或是破落士绅的子弟，或是科举失意的士子，或是粗通文墨的市民，品流复杂。其从事的职业也是各展所长，有的靠行医，有的靠写帐，有的靠教书，有的靠绘画，有的靠说书演戏，有的靠算卦，有的靠相面测字，有的靠弹唱杂技，有的靠看阴阳风水，有的靠写铭旌对联、撰写戏文乐谱，等等。其社会地位较低，生活来源同样没有保障。
四是市井无赖。主要指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流氓、乞丐、妓女等。他们或因生产经营不善而倾家荡产，或因天灾人祸而破产，从而失去正常的谋生手段，变得一无所有。为了生存下去，其中一些人便走入歧途，堕落成为寄生于城市之中的市井无赖。
古代城市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而兴起的，因而作为政权机构的署衙往往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王公贵族以及各级官员、将士兵卒及其家属也成为城市居民中极其重要的消费集团。但是否凭此就能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城市人口构成是以官员、贵族和公廨人员为主体，甚至像一些学者所说的“中国中世纪的城市里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呢？恐怕也不能这么认为。
宋朝政府在对人口管理中由于有了明确的城乡及职业的分类：农村居民为乡村户，城镇居民称坊郭户，朝廷官员称官户，官府小吏称吏户，寺观僧道称僧道户，等等，因而较容易把握其城市人口构成。据统计，宋真宗景德三年，全国的官户，其中包括贵族在内，数不及1万，约占全国总户数的1.3‰；宋神宗元丰年间，官户约为2.45万，约占总户数的1.5‰；宋光宗绍熙年间的官户以3.4万计，约占总户数的2.8‰。（注：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56页。）另从吏户来看，据王曾瑜先生估计，北宋哲宗年间的天下吏额约有44万左右；南宋时的吏额估计有20-30万。（注：王曾瑜：《宋朝阶级结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32-333页。）取宋朝官户与吏额的最高值相加，至多不会超过50万户。北宋哲宗年间的总户数为1996万余，（注：《宋会要》食货11。）官吏户总数约为全国总户数的2.5%，若扣除因物质利益的驱动而“冒立官户”的部分及吏额中胥吏子弟因承袭替补而导致的户数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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