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深知民势兴衰关系到国家政权的安危，谓：“民富则亲，民贫则离，民之贫富，国家休戚系焉”，“若年谷丰登，衣食给足，则国富民安”（15）。所以，他“厚生而重民命”，把“安民”、“恤民”，恢复和发展生产以增强国力作为基本国策。他不仅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而且还多次告诫地方官员：“天下始定，民财力俱困，要在休养生息，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勉之”。同时，他又把“恤民”与“敬天”相联系，说：“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又说：“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见。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他不仅将“恤民”与“事天”相提并论，而且更以“恤民”为“事天之实”，认为只有“恤民”，才能真正体现“事天”、“敬天”之诚意。当然，作为封建专制君主，朱元璋所维护的是当权者及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他的政权统治所赖以依存的基础是以贪剥暴虐为本质特必珠封建官吏。这就决定了他的“重民”、“安民”、“恤民”思想绝不可能真正付诸实践。事实上，当时“有宽宥之名，未见宽宥之实”，农民税役仍很严重，以至出现“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16）的状况。这并不奇怪，因为政策原则与政治实践的严重背离本是中国君主政治的根本特点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朱元璋是位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发展到极端程度的帝王。他充分肯定儒家的“重民”、“仁政”之说，认为孔子所说“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等“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称道“孟子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17）这固然是亲身生活实践使他体会到民众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表明他只是将“重民”、“仁政”视为能够为“贤君”所用的“治国之良规”。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并不是以民众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思考问题的，他对一切问题的思考都只是紧紧围绕着专制君主及其代表着的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这根中轴廾。唯其如此，他才会对孟子的“民贵君轻”说表现出异乎异常的不满，“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乎？’”（18）洪武五年，京师文庙落成，朱元璋诏命罢孟子配享，凡有谏者概以大不敬论。时任刑部尚书的钱唐抗疏入谏，概然而曰：“臣为孟轲死，死有余荣！”廷臣无不为之危。朱元章虽“鉴其诚恳，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复，然卒命儒臣修《孟子节文》”（19）。二十七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呈负责编修而成的“孟子节文”，将《孟子》书中所有不利君主专制之处，如《梁惠王篇》中“国君进贤”章、《万章篇》中“天与贤则贤”章通讯散见于其他各篇各章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闻诛一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主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等计八十五条尽行删除。《孟子节文》编成后，朱元璋诏令“颁之中外交官，俾读是书者知所本旨”，并规定凡所删之处，“课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20）。

孟子的“民贵”说本是其“仁政”思想中的一部。朱元璋肯定“仁政”思想而对其中的“民贵”说则深恶痛绝，这对竭力推行封建专制君主统治的朱元璋来说，既是顺城成章的，但同时又是对孟子思想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诚如黄宗羲所说，乃导源于“小儒”；“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21）而所谓“小儒”，其实指提是程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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