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尤为重视对生徒的思想统治和行为控制。洪武二年（1369），诏令天下立学时，他特命礼部刊定禁约十二条，传谕天下立石于学宫，要求幼孺皆知，人人遵从。其前二条规定：

国家明经取士，说经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主。今后务须颁降《四书》、《五经》、《性理》、《通鉴纲目》、《大学衍义》、《历代名臣奏议》、《文章正宗》及历代诏律典制等书，课令生徒讲解。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

天下利病，诸人皆许直言，惟生员不许。今后生员本身切己事情，许家人扞告。其事不干己，辄便出入衙门，以行止有亏革退。若纠众扛帮、詈骂官长，为首者问遣，余尽革为民。（《松下杂钞》卷下）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主要有二点：（一）要求生徒恪守儒家正统，以宋儒、尤其是程朱一派理学家的传注为准则，否则便为“异端邪说”；以儒学、特别是程朱理学来统一人们的思想，支配人们的行为。（二）严禁生徒议论“天下利病”，即不许对当世政治有任何评说。这就使生徒只能将精力放在为应举业而进行的互相观摩、评论八股文字上，后来的文人结社即起源于此。陆世仪说：“令甲以科目取人而制义始重。士即重于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取友，多者数十人、少者数人，谓之文社，即古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遗则也。好修之士以是为学问之地，驰鹜之徒亦以是为功名之门，所从来旧矣”（43）计东说得更为明确：“社事之兴，不过诸生文字之会。自朝宁视之，无异童子之陈俎豆、习礼义，为嬉戏耳。且明太祖诸生之禁甚严，非若汉、唐、宋之太学生得群聚京师，伏阙百十人，横议存亡大计也”（44）。生徒们以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犹如“童子之陈俎豆、习礼义”的“嬉戏”，这正是明太祖朱元璋“诸生之禁甚严”的必然结果。

四、治吏之术 

朱元璋早年生活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45），不顾百姓疾苦，就十分痛恨。所以，他称帝后，总希望任用的地方官吏能够以廉治民，起到安定民心，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但洪武初年任官吏，“不才者众，往往蹈胡元之弊”（46）。他们“一到任后，既与吏员、皂隶、不才耆宿及一切顽恶泼皮夤缘作弊，害吾良民多矣”（47），“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48），甚至连代表皇帝监察百官的御史也公然枉法，“假御史之名，扬威胁众，恣肆贪淫”（49）。这就使得朱元璋不得不“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蠹害百姓者，决不宽恕”（50）。兹仅从下列四端略述其治吏之术。

第一，严密法制，“刑用重典”。《大明律》较之《唐律》，本已显示出严于治吏的特点，但朱元璋仍认为其刑典过于轻简，难以起到“警醒愚顽”的作用，故特“采辑官民过犯”，条格律例，创制而成《御制大诰》及其《续编》、《三编》，于洪武十八、十九年先后颁行全国，作为惩治不法臣民、特别是贪官污吏的依据。而其刑律则较《明律》更为严酷，允许采用“法外之法”、“刑外之刑”，而且判刑极重，如收粮违限，依《大明律》处以杖刑即可，而依《大诰》则可凌迟处死。治吏刑法之酷，为历代仅见。

第二，治吏以惩戒教育为主。朱元璋说：“曩为天下臣民不从教育者多，朕于机务之隙，特将臣民所犯条戒二诰，颁示中外，使家传人诵，得以惩戒而遵守之。”（51）又明言：刑用重典只是为了教育百官和民众，“使知趋吉避凶之道”，杀一儆百，“意在使人知所警惧，不敢轻易犯法”（52）。他以《大诰》为教材，“皆颁学官以课士，里置塾师教之”（53），对全社会进行法制教育。为防范皂隶吏卒残害百姓，他又特别对吏员家属进行劝谕，谓：“良心发于父母，嘉言起于妻子，善行询于兄弟。凡走卒、簿书之家，有此三戒，害民者鲜矣”（54）。总之，朱元璋以“重典”为手段，“取决于一时，非以为则”（55），故又辅之以教育，而其目的都是要使全国臣民知法、畏法、守法，从而形成良好的政治秩序和社会风气。

第三，凡贪官污吏，“视朕命如寻常者”，必严惩不贷。朱元璋下令，凡无视朝廷律法，犯有亲信“无籍之徒”；沉滞公文，拖延不理；巧立名目，科敛下民；克扣赈济，损公肥私；收粮违限或逾期，隐慝田赋；是非不分，冤枉下民；诽谤朝廷，妄彰君恶等罪行的官吏，均须予以严惩，概不能宽赦。对于受贿官吏，“除民人被其威逼科敛不罪外，官吏与受者罪同”（56）。

第四，鼓励民众赴京告奸。朱元璋试图借助民众的力量来惩治不法官吏，通过民众监督来迫使“贪官污吏尽化为贤”，故在《大诰》中明确规定：凡官吏违旨扰民，或相互勾结，包揽词讼，教唆陷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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