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提出的“弥勒佛当有天下”和“明王出世”的口号所起的宣传、鼓动作用深有体会。他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而愚民好作乱者兴焉。初本数人，其余愚者闻此风而思为之，合共谋倡乱。是等之家，吾亲自睹”（5）。所以，在明王朝建立前夕，他就责难白莲教“致使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是，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6）。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刚做皇帝，立即诏令禁止白莲教等一切“邪教”的活动，从而使白莲教被迫转入地下，真正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此后，他为巩固明廷专制统治，始终“忧危积心”，认真总结历史教训，指出：“秦之陈胜、吴广，汉之黄巾，隋之杨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则等辈，皆纱造言倡乱者，致干戈横作，物命损伤者多”（7），遂把镇压“不轨妖言”当作首要任务。他还与其大臣用二十多年时间制定“大明律”，其中的《礼律·禁止师巫邪术》条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国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至于以白莲教为号召反抗其统治的民众，朱元璋更毫不留情地全部捕杀。（8）
朱元璋不仅禁止任何形式的“革命”，而且十分重视去百姓“心之邪念，以归正道”（9）。基于这种目的，他大力推尊佛教，如在京城内外遍高僧道衙门，赋予其很大权限，诏集名僧在京城举办各种大规模的法会，并亲率文武百官向佛祖顶顶礼膜拜；亲自组织刊刻佛教大藏经，即著名的《洪武南藏》；颁发度牒，给出家为僧者提供方便，允许僧人结坛说法，竭力保护寺院财产等等。而对谏阻其崇佛的官吏，他则大施淫威，如大理寺卿李仕鲁因谏阻被拒，请归故里，朱元璋当下令将其杖死于殿阶之下。这就难怪时人评曰：“佛法之见尊奉至此，振古所未闻也。”（10）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朱元璋认为佛教“化凶顽为善，默佑世邦，其功浩瀚”，可以“暗理王纲”，有裨“治道”（11）。这里的“化凶顽为善”，就是要用佛教来“化”所谓“邪教”，把白莲教等“邪教”徒变成遵守封建法纪，甘愿接受朱明王朝统治的“善”民。由此看来，朱元璋尊崇佛教，绝非仅仅因其早年曾出家为僧，对佛教有特殊感情，更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与钳制白莲教等民间宗教，“去心之邪念”，即从根本上翦除所有会造成“革命”的可能性因素，使他开创的明朝一统大业能永存。
同时，朱元璋还要求人们必须接受，认同他所领导的“革命”，以及通过这种“革命”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统治。他曾诫谕北方吏民：北伐军至，“民人勿避”。“归我者永安中华，背我者自窜于塞外。……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12）。对于那结不与之认同的人，特别是不受征聘、拒绝与其合作的文士儒生，朱元璋则不惜以严刑峻法予以制裁。如洪武初年，“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仕，皆诛而籍其家”（13）。御制《大诰三编》特设“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科，谓“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者。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专制君主的淫威，在这里暴露无遗。
二、重民与君主专制
朱元璋起自社会底层，又亲身经历了元末战乱，对民间疾苦有深切体验，对元亡教训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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