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尊儒崇经与愚民 

朱元璋尊崇儒家，优渥孔氏。元至正十五年（1355），他下太平、克应天，首谒夫子庙，亲行释奠礼；十六年，入镇江，亦先谒孔子庙。明洪武元年，他即位之初便在国学以太牢祀孔子，又遣专使诣曲阜祭孔，郑重谕诫使臣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并，有天下者莫不虔修祀事。朕为天下主，期大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成均，乃遣尔修祀事物阙里，尔其敬之”。三年，衍圣公袭封及授曲阜知县，优待孔氏子孙；七年，修曲阜孔庙成，设孔、颜、孟三氏学，教授其族人。十五年诏令天下通祀孔子，并颁释奠礼于天下；又以太学成，亲幸太学向孔子行释菜礼。他以“孔子，百世帝王师”，故宣称：“今朕有天下，敬礼百神，于先师礼宜加崇”（26）。

朱元璋崇奉儒家经典，注重了解、学习儒家思想。他自己“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27），又教育皇太子要通过学习儒经来认识“为君之道”（28）。他还曾问宋濂“帝王之学，何书为要”，“濂举《大学衍义》，乃命大书揭之殿两庑壁。顷之，御西庑，诸大臣皆在。帝指《衍义》中司马迁论黄老事，命濂讲析”（29）。如此注得了解、学习儒家思想，对朱元璋的政治思想当然会有重要影响。

如果说在创建明王朝的过程中，朱元璋推崇儒学，重视发挥儒家学者的作用，主要是为了争取人心，特别是为了争得儒生文士对他的支持（30），那末，明王朝建立以后，他仍然尊儒崇经，则完全是为维护其君主专制统治。换言之，他实际是将儒学当作愚民之治术。朱元璋视儒家倡导的纲常伦理为“生民之休戚系焉，国家之治乱关焉”（31），故对其特别重视，始终坚持以三纲五常示天下。他经常诏告臣民，颁讲“事君之道，唯尽忠不欺”（32），“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孝顺父母，尊敬长上”（33）等伦常规范。他尤为重视忠孝之道，说：“圣贤之教有三，曰敬天、曰忠君、曰孝亲”（34），特命大学士吴沉等以“敬天”、“忠君”、“孝亲”为纲，以采儒经之言为主，编成《精诚录》，颁示臣僚，为其提供行动指南。在他看业，“孝”是“忠”的基础，“非孝不忠，非忠不孝”，“所以忠于君而不变为奸恶者，必以孝为本”（35）。朱元璋还竭力强化礼法以整顿君臣纪纲。他认为，“礼法”乃“国之纲纪”，而元末所以会“人心涣散”、“天下骚乱”，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所以，他强调“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指出：“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36）。他依据礼法规定，明确君臣等级名分，严明号令，君主“驭臣下以礼法，臣能驭吏卒以体上”（37），从而形成上下一贯的行政体系。这便使专制君主之权力，意志的贯彻执行得到制度上的保障，使君主具有个人的绝对权威。

朱元璋不仅在政治制度废除宰相，实行高度的君主集权统治，而且还在思想文化上借重儒学来维护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他“即位之初，首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38）。洪武六年，他诏谕国子博士赵俶及助教钱宰、贝琼等曰：“汝等一以孔子所定经书为教，慎勿杂苏秦、张仪纵横之言。”赵俶遂请颁《正定十三经》于天下，屏《战国策》及阴阳谶卜诸书勿列学宫（39）。他又明确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钦定的《四书》、《五经》为内容，以程朱理学为标的，“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40）。这就使得知识分子为谋求政治出路，不得不“日夜竭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八股取士制度确实技高一筹，“特明巧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41）。他自己也直言不讳地说：“吾有法以柔天下，则无如复举制科”（42）。这样，朱元璋便将儒家思想同君主专制统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收到了愚弄民众、钳制人们思想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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