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於胡、越。”“汉独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颇食邑其中”；汉武帝虽然削弱了“分封”，强化了“郡县制”，可是并没有“废分封”。注意：秦代是“废分封”，实行清一色的“郡县制”，汉代只是将“分封制”降为了国家的辅助政体，而将“郡县制”作为了基本政体。现在，有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郡县制”是秦代的政体，这是不对的。事实上，“郡县制”是战国时期的产物，战国后期六国的政体几乎都是“郡县制”占主导地位。而且，“郡县制”的发明权也不是秦，秦是将“郡县制”推向了极端，将其当作了国家的唯一政体。所以，汉代的根本政体并没有“承秦制”。思想上，秦是“罢黜百家独尊法术”（这里的“法”，特指“申、商、韩”），西汉初是“黄老之治”，武帝时期是“崇尚儒学”。注意：汉武帝并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更不是“汉承秦制”。2、西汉初，虽然在治国的一些大问题上有“汉承秦制”的现象，如萧何依秦律制汉律，保存了“妖言罪”、“挟书律”等，可是未得到贯彻，并很快被纠正了。因为西汉初是“黄老之治”，“黄老之治”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强调“无为”，汉律中的“严刑酷罚”与此精神相左。惠帝和吕后时两次除“妖言罪”、“挟书律”（30），文帝除“肉刑”（31）。秦代重用酷吏，汉武帝时也重用酷吏，这一点极相像。但不要忘了：秦代的官吏几乎都是酷吏，汉代则非。汉武帝乃至汉代都“举孝廉”，“举孝廉”出身的官吏不是酷吏，非《公羊》出身的官吏也都不是酷吏。并且，汉武帝晚年对其这一错误是有认识的，立了“思子祠”，表示对太子的追悔；族了江充、刘屈髦等“巫蛊”首恶；还下“罪己诏”自我检讨；临终托孤给非儒吏出身的霍光等，表示了对酷吏和儒臣——《公羊》出身者的不信任等。3、汉代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都与秦不同。思想上，汉武帝以后的主导思想是强调“以孝治天下”，即一种“德治”；秦代“严刑重罚”，是“术治。”政体上，汉代始终强调“同姓王分封制”的积极作用，一直将其作为一种政体予以保存；秦代则彻底“废分封”，将“郡县制”作为唯一的政体。经济上，汉代轻徭薄赋，予民休息，武帝时虽有“暴敛”的情况，可是能很快予以纠正；秦代一直是苛捐赋役繁重，民不聊生。所以，“汉承秦制”只在一定意义上或在治国的次要问题上是可以讲的，但在治国根本问题上是不能讲的。
注：
（1）（3）（4）武汉师范学院历史系《简明中外历史词典》编写组：《简明中外历史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第403页；第403页；第403页。
（2）（16）（18）（19）（25）（26）（27）《史记》：《项羽本纪》；《儒林列传》；《太史公自序》；《袁盎、晁错列传》；《酷吏列传》；《乐书》；《平准书》。
（5）《新华字典》，商务印书馆，1957年6月第1版，第619页。
（6）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
（7）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8）（13）孙景坛：《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0期。
（9）孙景坛：《“五·四”批孔献疑》，《南京社会科学》1999年第8期。
（10）孙景坛：《班固董子思想献疑》，《岭南学刊》2001年第6期。
孙景坛：《孙景坛评点〈汉书·董仲舒传〉，昭示班固作伪》，
http://www.confucius2000.com/writer/sunjingtan.htm
（11）（14）（15）（28）（30）（31）《汉书》：《董仲舒传》；《匈奴传》；《楚元王传》；《五行志》；《惠帝纪》和《高后纪》；《刑法志》。
（12）孙景坛：《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1711
（17）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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