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第五，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什么？有人认为，汉武帝尊儒的最大失误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误解。还有人认为是汉武帝没有重用董仲舒。事实恰好相反，没重用董仲舒是汉武帝的英明之处。笔者认为，汉武帝的最大失误是将《公羊》当作了仅次于《孝经》的经典。汉武帝一生有三大错误：重用酷吏，杀罚太滥；迷恋仙道，劳民伤财惹“巫蛊”；大义灭亲，太子蒙冤损社稷，等。这三大错误都与《公羊》密不可分：1、《公羊》宗旨宣扬“大义灭亲”、“严刑重罚”、“诛心定罪”、封建迷信等。2、《公羊》是酷吏的温床，所有的酷吏都是学《公羊》学的。如吕不舒是董仲舒的学生、张汤经常向董仲舒请教“治狱”、公孙弘是《公羊》博士等。吕不舒治淮南狱，以《公羊》擅断，一杀就是“数万”；张汤用《〈公羊〉董仲舒治狱》决案，“百姓不安其生，骚动，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於是痛绳以罪。则自公卿以下，至于庶人，咸指汤。”“汤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诋诸侯，别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时人称其“诈忠”。（25）一次，汲黯善意讽喻汉武帝好大喜功，“丞相公孙弘曰：‘黯诽谤圣制，当族。’”（26）要把汲黯整个家族都灭了。所以，司马迁说：“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迹见，而公卿寻端治之，竟其党与，而坐死者数万人，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27）3、董仲舒的《公羊》学五毒俱全。董仲舒对《公羊》最精通，他一生都从事此研究，胡毋生的悟性不如董仲舒，公孙弘是改学《公羊》的。董仲舒的《公羊》学，主张“诛心定罪”、“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大义灭亲”、“君权至上”等，其《〈公羊〉董仲舒治狱》、《春秋繁露》、《灾异记》即是其证。他在《辽东高庙灾对》中建议汉武帝：“故天灾若语陛下：‘……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28）这就是他残忍本性的暴露。董仲舒在汉武帝时期虽未当权，但他与酷吏的关系最近，好多酷吏都是他的学生，酷吏用的也都是他的思想，他要为武帝时期的酷吏负全责，要为汉武帝的政治失误负全责。为什么《公羊》学会如此荼毒？如前所述，《公羊》的思想精髓是韩非子的“义政”，思想上蹈入了韩非子，怎能不再现秦始皇的暴政？当然，对《公羊》的非儒家问题，这是一个时代性的错误，汉武帝是不可能搞明白的，董仲舒也未必真懂，现在还有人将其当儒学来宣传，这也是不妥的。
四、“汉承秦制”之商榷
现在，学术界在汉史研究中，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汉承秦制”，有人甚至写专著研究这个问题，并抱怨找不到想用的资料。笔者想对此谈点管见。
第一，司马迁、班固都不赞成“汉承秦制”说。应当指出，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但没用过“汉承秦制”。最早提出“汉承秦制”者是班固的父亲班彪，但作为他的儿子，班固对此并不欣赏，他在《汉书》中，与司马迁一样，也多次讲过西汉在某些方面对秦制的因袭，就是没用“汉承秦制”这个词。而真正赞成此说的是南北朝时期的范晔，他在写《后汉书》时首次使用这个词，两次强调“汉承秦制”。这就有个问题，如果是“汉承秦制”重要的话，那应当是西汉承“秦制”，写西汉史的司马迁、班固应重视这个问题，而不是写《后汉书》的范晔。
第二，班彪、范晔在使用这个词时，与司马迁、班固一样，指的问题都很具体。如班彪说：“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29）指的是“立郡县”之事。范晔在《后汉书·舆服》上、下分别说：“天子（五）[玉]路，……秦并天下，阅三代之礼，或曰殷瑞山车，金根之色。汉承秦制，御为乘舆，所谓孔子乘殷之路者也”；“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秦乃以采组连结于璲，光明章表，转相结受，故谓之绶。汉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双印佩刀之饰。”这里虽两现“汉承秦制”，说的均指“舆服。”
第三，我们如何正确理解“汉承秦制”？诚然，西汉在建国之初包括后来武帝时期在治国上都承袭了许多“秦制”。但必须看到：1、汉与秦在治国的根本问题上不同。政体上，西汉初虽搞了“郡县制”，可是，西汉初的基本体制是“分封制”，《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说：“高祖子弟同姓为王者九国，唯独长沙异姓，而功臣侯者百有馀人。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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