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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和茶是人类发现、发明后加以制造利用，又反过来对人类自身产生重大影响的两种饮品，它们都是人类的物质消费品，但人却因为消费而对它们产生了精神、生理上的依赖。在中国古代，酒和茶都与社会文化发生了程度和范围不等的关联，成了中国文化中两种特殊的文化符号，具有不同的文化认同能力。并且酒与茶也在人们的社会历史、精神物质文化生活中发生了密切相关的联系，形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探明这两种文化符号的独特意义，将有助我们去深入解读中国古代文化。
（一）
世界各地的多种文化在其兴起之日起，就各具其特色，人们所食用的物产也因其所处地域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是酒却是世界绝大多数地区不同民族所共同拥有的。一般而言，酒是农耕时代的产物，因为酒是用农作物尤其是粮食制作的。“凡酒，稻为上，黍次之，粟次之。” “五齐三酒，俱用秫、稻、麴蘖、鬯酒用黑黍。” 传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便有了酒，文字有《太平御览》：“神农耕而作陶”，而陶是用来盛酒的；《抱朴子》载，黄帝造酒泉法，以曲米和成丹药；《素问》载：“黄帝命作汤液酒醴以为备。”实物则有如龙山遗址中尊、斝、盉等陶制酒器；大汶口遗址中的灰陶尊、白陶豆、黑陶杯等酒器；以及甲骨文、金文中便有“酒”字等等。可见，酒在中国的出现肯定相当久远。
就象古代许多伟大的发明与发现一样，第一个造酒或发现酒的人已经湮不可考。东晋时江统在《酒诰》中论述道：“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有饭不尽，委余空桑，郁积成味，久蓄气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认为酒是吃剩的饭久放之下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不需要什么神妙奇方。这一观点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地反映了酒的源起，因为酒总要在粮食略有节余的情况下才有出现的可能，而且在初民那里酒因剩余粮食发酵而偶然出现的可能性，当远远大于有人刻意去造酒的可能性。
心理人类学家维特·巴诺通过对美洲印地安人社群的调查研究，认为酒是一些民族焦虑程度的指标 ，这一结论几乎可以说适用于所有的饮酒民族。因为自从人类出现，人就生活在一种他无法控制的紧张与矛盾状态中，其中既有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为克服协调这些矛盾而带来的紧张，也有整个人类为协调自身所共存的文明倾向和动物本性而带来的某种紧张，这些紧张、焦虑持续到一定程度时，人就必定需要一种释放，以求得一种平衡。现代人发泄的渠道相对说来要多一些，但在文明初始和许多原始民族那里，酒则是一种比较普遍也比较容易让人采用的一条释放渠道。因而酒可以说成了许多民族焦虑程度的指标。但这一结论在古代中国却有些许不一样。
酒在中国最早出现时，并不是用作为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普通饮料的。《战国策·魏策》载：“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从中可知，至少在禹夏时酒饮尚未普遍通行。这一时期的酒饮是和“礼”关联在一起的。而对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人文心态有着重大影响的“礼”，最早是从初民的祭祖祭神仪式发展而来并与之密切相关。《礼运》称“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古人饮食必祭，《周礼·膳夫》郑注云：“礼，饮食必祭，示有[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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