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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当酒，三国时《秦子》一书中还有“饮而不醉，无味如茶”语 ，便是用茶来比饮酒情况的。此后西晋郭义恭的《广志》中还有“茱萸檄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曰茶，有赤色者，亦和米膏煎之，曰‘无酒茶’”的记述，指用茶制成无酒精的酒，也是用茶代酒。现在看来酒和茶的品味相去甚远，无法连在一起相比，但在早期的茶饮中，除了茶叶外还有葱、姜、橘皮等味道辛烈的物品杂而煮之，并且当时人们所饮的酒也比较淡薄，所以茶的洌香辛辣给人的感觉比之于酒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早期人们将茶饮与酒饮作比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但是，正如《秦子》中所说的那样，茶和酒给人的感觉毕竟是不一样的。这种区别在社会相对稳定，社会的伦理道德、行为规范、政治经济秩序尚能其本运转的情况下，还不是显得特别强烈。一旦到了战乱频仍、礼崩乐坏，既往的行为规范和社会伦理道德秩序遭到严重破坏，世道人心无所寄托时，酒和茶给人的不同感觉就会让人清楚地觉察出区别来，而且这时人们大多选择后者。因为当人们对纷乱的社会现实和生活环境感到不满但又无能为力时，便会感到一种绝望，在绝望情绪的支配下，人如果不想发疯或者自杀，就得去寻求一些发泄方式使自己取得哪怕是暂时的心理平衡，以逃避社会的混乱和自己的不幸与不满。在这种情绪和心理状态下，人很容易让自己听任某些其他力量所主宰，在宗教不甚发达、色情生活又受到相当多的客观主观限制的古代中国，酒则是这些力量中人们最容易找到的一种神秘而怡人的力量。魏晋南北朝便利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酒饮之风大盛，史籍、文献中酒味熏天，关于茶的记录只有零零星星的几条。这一时期的权力斗争相当血腥残酷，权柄转移的速度之快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除了少数一些门阀之家外，上自帝王下至百姓都生活在一种缺乏保障的焦虑之中，因而此一时期耽溺于酒的人是相当之多。《晋书·孝武帝传》载：“帝溺于酒色，为长夜之饮。末年，长星见，帝心甚恶之，于华林园举酒祝之曰；‘长星劝汝一杯酒，自古何有万岁天子邪！’”正是因为朝不保夕的残酷现实，才使许多人留连壶中日月，不肯面对现实生活。《晋书·符生载记》载：符生伪即位，耽湎于酒，无复昼夜。后来符坚废之为越王并杀之。“生临死犹饮数斗，昏醉无所知矣。”真可谓是沉醉于酒乡之中，全然忘却了生与死的苦恼。酒成了混乱时期的人们的避难所。
如果说帝王官宦与一般人饮酒多含有醉生梦死和逃避现实的意味，那么士大夫文人的纵酒所涉及的问题则要更多一些。在生活没有保障的焦虑之外，文人们似乎还多有一层“信仰危机”的焦虑，一种无法做社会良心和忠臣孝子的恐惧和焦虑。秦汉之际的苛政及严密的礼制、文网、法律在魏晋之时彻底崩坏，原先被禁锢着的人性中所有的弱点与丑恶一齐集中爆发了出来，夺得权柄的人常常会以一种变态的报复式心理来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人和世事，来发泄他们对自身政权的不稳固及命运没有保障的恐惧心理，这又更加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没有保障性。这一时期的文人不仅不能以他们的才学和道德来匡济天下，而且常常连自身也无法保全。因而饮酒首先成了文人们躲避现实灾祸的办法。阮籍就是因为“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所以便“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之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晋文帝曾经想和阮籍攀亲家，而阮籍自曹爽邀他做官起就雅不愿与权贵发生关系而引火烧身，因而他一连六十天每天都喝得酩酊大醉，最后文帝只好作罢。 也有些人在勘破了世事人心之后，便放达自适，既不求闻达于当世，也看透了身后之名，便终是以酒自娱，自寻超脱之道。晋时的张翰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言下之意是你纵然可以求得一时适意，但也是不是应该为死后的名声考虑考虑。张翰回答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旷达气派。更有许多文人名士喜欢用纵酒来表明他们对现行秩序的不满以及不合作，如嵇康、阮籍、陶渊明等。
魏晋南北朝开始的社会混乱动荡与人心失衡一直延续到了隋朝，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在东都永乐宫中饮酒大醉，作了一些五言诗，有句云：“徒有归飞心，无复因风力”，“鸟声争劝酒，梅花笑杀人”。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社会动荡对人心的伤害，以至于强大的隋朝的君王还会在酒中寻求自我超脱。
隋末唐初诗人王绩也是一位对现实人生相当不满的文人，他非常赞赏嵇康、阮籍、陶渊明等人，最后终于弃官不作，挂印还乡。王绩除了一生放诞纵酒以表明他的人生志向和生活情趣外，还专门写过一篇《醉乡记》来表明他的社会理想，醉乡便是他的理想之国，在他的理想国里，“其土旷然，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其精，无爱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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