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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变过。只是在古代中国唐代以后，由于酒与礼的关联不再象以前那么密切，人们在饮酒时可能具有的犯罪感以及破坏现有礼制等文化规范的快感也同时大大降低了，此后饮酒作为一种个人行为对社会秩序的破坏程度也比以前轻了许多。
盛唐以后，市民乃至社会所有阶层生活中的享受行乐成份大为增加，文化阶层对时空、人生、自我的超越以及对生活的享受采取了更为优雅的方式──诗词和茶饮,入宋以后赵氏政府所采取的文治政策加强了这一倾向，这对茶饮形成为中国文化中独具特色的文化符号有着重大的影响。三国时茶主要被人们看成节俭的象征，入唐以后，人们更进一步将茶视为纯洁、高雅、富有仙韵的饮品，认为饮茶能够净化人的心灵，清除尘世的烦恼。诗人韦应物夸赞茶是“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 ，欧阳修则认为茶“不是人间香色味”等 。刘禹锡认为喝茶的人应是有特别修养的人，所谓“欲知花乳清冷味，须是眠云跂石人” ，陆羽觉得只有“精行简德之人”才特别宜于喝茶 ，卢仝认为在喝茶时应当是“柴门反关无俗客” ，苏辙则认为修养好的人应该象茶一样，“性似好茶常自养” ，都是用茶来譬誉人的美好品格。卢仝认为喝茶的好处很多：“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认为茶喝多了会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进而觉得茶饮的品味高于酒饮甚多，吕温认为饮茶“不令人醉，微觉清思，虽五云仙浆，无复加也” ，皎然进而盛赞茶饮而贬低酒饮：“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 ，元稹则认为茶能“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乱岂堪夸” 。再加上某些僧徒常将茶“更作逃禅小饮” ，于是又有了茶禅一味的说法，更使扬茶抑酒的想法和言论增多。
不过这种局面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人们很快就客观地看到了茶与酒的特质与区别，发现了它们在生活中各具不同的品质与功用：“驱愁知酒力，破睡见茶功” ，“摘花浸酒春愁尽，烧竹煎茶夜卧迟” ，即酒与人消愁，茶给人解闷，它们分别给以处在不同精神状态中的人以不同的安慰。不仅如此，人们还更进一步发现，酒多使人醉，饮茶则可解酒醉：“傥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 ，“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举头中酒后，引手索茶时” ，“汤响松风，早减了、二分酒病” 。并且茶不仅可以“蠲病析酲” ，酒后饮茶更给人一种胜茶胜酒的全新感觉，“一瓯解却山中醉，便觉身轻欲上天” ，“欲到醉乡深处，应须仗、两腋清风” ，等等。由于酒后饮茶给人轻松诗意的快感，酒后饮茶之风愈趋盛行，遂成为中国饮食文化中的一种程式。
在人们逐渐认识茶的特性的同时，客来敬茶的习俗也慢慢在形成，并且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含义。因为茶的淡雅清新的品格一直被人们引为人的清高正直的品质，所以客来敬茶尤其是敬好茶便表明了对来客美好人品的认同和尊敬。唐代韩翃认为客来上茶应始于三国魏晋时的孙皓和陆纳，所谓“吴主礼贤，方闻置茗。晋臣爱客，才有分茶” ，便是认为以茶待客是对客人的尊敬。反之如果被招待的客人不能领会主人的这番好意，这主人便会觉得很失望。元朝的倪云镇素好饮茶，自己精心特制了一种名为“清泉白石茶”的特色茶，当赵行恕慕他的清名前来拜访时，他便用这种茶来招待他。不料赵连啖如常，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倪元镇非常生气地说：“吾以子为王孙，故出此品，乃略不知风味，真俗物也。”从此与赵行恕绝交。 在宫廷中，从唐朝起，皇室已用茶饮招待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举人，元稹有诗句云：“天子帘下亲考试，宫人手里过茶汤” 便是明证。另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朝以前便是“旧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议，常从容赐茶乃退”，宋以后，帝王用茶招待即将要退朝的大臣以及为他讲读经书的文臣、以及入宫觐见的边臣和即将放处任的官员，太子设茶款待为他授课的大臣太傅等也大都相沿成习。这样，客来敬茶行为的文化涵义逐渐地被广泛认同和接受，上自帝王之尊，下至平民之凡，概莫能免，并且成为中国绝大多数民族文化中的一种普同的文化现象。
唐中期陆羽撰写《茶经》以后，茶饮文化越加大盛，人们对茶饮过程中的茶叶、水品、器具、人物、时间、场地等因素要协调一致的要求越来越高，至宋初时形成为一定的程式，再加上禅宗在宋代的兴盛，佛门常用茶宴吸引民众作为传道的引子，以及还有一些僧人借茶为悟道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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