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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等等。他还感叹道：“嗟乎！醉乡氏之俗，……何其淳寂也如是！”对现实的不满及对理想的向往溢于言表。
可见，在古代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动荡时期，酒作为秩序和仪礼的形象大大消退了，酒更经常地被人们用来作为逃避苦难现实、寻求自我人生超脱和表达社会理想追求的工具。在这样的历史时期，刚刚以食物身份登上文化舞台的茶，几乎没有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四）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中国历史入唐以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文化模式逐渐向定型的方向发展，酒和茶尤其是茶作为中国文化中特别的文化符号，其意义慢慢丰满并稳定下来，成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的不可多得的入门之钥。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文化相当发展、整个社会精神面貌振作向上的一个时代，尤其是唐初至中期这一段时期，由于政治机构和官制、法律、科举等制度的逐渐健全，整个社会的焦虑程度大概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最低的时期了。在这一段时间里，饮酒不再是因对社会不满的自暴自弃，而是对生活及时行乐的享受，许多诗人的诗句明白地表述了这一点，如白居易《长安道》：“艳歌一曲酒一杯”；张谓《湖中对酒作》：“眼前一樽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李白《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自遣》：“对酒不觉暝，落花盈我衣。醉起步溪月，鸟还人亦稀”，《客中行》：“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虎珀光。但使主人能醉酒，不知何处是他乡”；柳宗元《饮酒》：“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等等。因为这一时期，人们的忧患与思虑转移在了人生与时空的问题上，如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白居易《长安道》中的“美人劝我急行乐，自古朱颜不再来。君不见外州客，长安道，一回来，一回老”，《尝新酒忆晦叔二首》：“世上强欺弱，人间醉胜醒”，《七年元日对酒五首》：“（生死）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等，饮酒等及时行乐的方式是人们对这些忧患与思虑的消解。此外，饮酒还成了许多诗人、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时捕捉灵感的手段，著名的有李白斗酒诗百篇，怀素醉时写狂草等。总之，这时酒成了美化人生与生活、兴奋人的精神激发艺术创造力的得力物品。
同时由于社会各项制度的逐渐健全，用以匡正世道人心的伦理道德也日益细密，酒在中国古代历史早期被借作为礼的载体的色彩也渐渐淡化，除了用于明堂郊庙、宴会燕乐、社会交往等场面仪式外，几乎不再同与国家人生命运息息相关的“礼”一起相提并论，基本上已从“礼”降到了“仪”的地位。唐中宗时，李景伯曾作《回波词》谏酒，诗云：“侍宴既过三爵，喧哗窃恐非仪”，认为饮酒喧闹不合礼仪，重点在仪而不是礼。此后这一观点基本没有什么改变，宋太祖赵匡胤于建隆重二年三月的某一天因酒失言，第二天深感后悔，痛责自己“沉湎于酒，何以为人！”，“沉湎非令仪”等 ，也是只认为沉湎非仪而不是非礼。《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载：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三月，閤门奏后苑赏花曲宴，群臣有礼容懈惰者，真宗说：“饮之酒而责其尽礼，亦人所难也，宜且降诏戒谕之”，可以说是看到了酒与礼之间存在着的悖论，因而真宗对失仪之臣全部从轻发落。从此，对非仪礼场合下的酒饮的责备就要轻得多了。
此外由于将酒从礼的地位降到了仪的位置，人们也开始能较为清醒客观地看待酒饮破坏社会秩序等负面因素，并且开始从法制、律令、社会经济状况等技术性角度而非“礼”这一神圣无可商榷的角度来对酒饮加以节制。如唐肃宗乾元元年，“京师酒贵，肃宗以禀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麦熟如初。二年饥，复禁酤” ，便是因为粮食紧张而暂时禁酒。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五月诏诸州长吏：“今粟麦将登，宜及时储蓄，其告谕乡民，……不得以食犬彘及多为酒醪，……少年无赖辈相聚蒱博饮酒者，邻里共执送官” ，则是出于节约粮食和维护社会治安的考虑。宋朝对于趁酒闹事因而耽误公事或失仪犯法的文武官员一概严惩不贷，真宗咸平三年十一月辛卯日，大臣张齐贤因为喝酒而在殿堂上失态，被御史弹劾失仪，张齐贤想为自己辨护，真宗说“卿为大臣何以率下！朝廷有宪典，朕不敢私。”最终还是罢了张齐贤的官。 也是按既有法律规章从饮酒失仪而不是非礼角度处理醉酒事件的。
当然，酒仍然一直被人们用来“消闷解愁”，作为释放缓解心理紧张的手段，这一点从古至今并没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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