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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先。”释曰：“凡祭，皆祭所造食者。”《礼记·曲礼》郑注曰：“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太古时的饮酒习俗是“汙尊而抔饮，……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 饮酒是祭祀典礼之一。到了周王朝时还设有专门的酒官：酒正、酒人、浆人等执掌与酒相关的典礼。在宗教意识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祭祀等原始宗教仪式并未象其他一些民族那样发展成为正式的宗教，而是很快转化为礼仪、制度形式来约束世道人心，共有一百多卷的《仪礼》和《礼记》便是两部详详细细的礼仪制度章程，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在何种场合下应该穿何种衣服、站或坐在哪个方向或位置、第一第二第三……每一步该如何如何去做等等。其中大多数礼仪都与酒有关或都需要用酒，除去祭祀用酒外，普通人生活的许多场面仪式都要用酒，形成了种种的酒礼。诚如后人所言，酒在中国古代的作用实在是大极了。如魏晋时的王粲在其《酒赋》中称酒能“章文德于庙堂，协武义于三军，致子弟之存养，纠骨肉之睦亲，成朋友之欢好，赞交往之主宾。”刘惔在《酒箴》中赞扬“作酒于社，献之朋辟。仰郊昊天，辨定宾主。啐酒成礼，则彝伦攸叙”等酒的功用。都是说酒有颐神定人等维持天道和社会伦理秩序的巨大作用。这样在古代中国，酒从一开始就有高居庙堂朝会之所的高贵身份地位，与礼仪、仪礼密切关联，成为社会秩序的象征。
但是，由于酒自身的特殊成分，它又能够兴奋乃至麻醉人的精神，达到迷醉人的心神的效果，使人在紧张焦虑的生活中得到一点暂时的平衡，正如曹植所说；“于斯时也，质者或文，刚者或仁，卑者忘贱，窭者忘贫。” 因而古人们很快就在礼仪秩序之外，开始追求酒给人带来的生理上的快感和使人暂时从焦虑情绪中解脱出来的神奇功效。这一追求造成了两个直接结果，一是人们开始不只是在祭祀等礼仪之时才饮酒。夏王朝时便有帝王诸侯饮酒失职失德的事例，如《尚书－胤征》载：“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通鉴前编》载：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晏子春秋》中晏子劝谏齐景公纵酒的篇章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新序》中赵襄子饮酒五日五夜不病，他感到很得意，臣下优莫说他还是不及殷纣王，因为纣曾饮酒七日七夜，赵襄子听了很惶恐，担心自己是否也将象纣那样要亡国了，优莫说不用担心，桀纣只有遇到汤武时才会亡国，现在“天下尽桀也”，所以即使象纣王一样腐败也不会亡国。可见当时帝王恣意饮酒纵乐是相当普遍的。此外平民也在追求感官快乐的行列，从《酒诰》中我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在辛勤劳作之余，也会“自洗腆致用酒”。祭祀等礼仪之外的普遍饮酒带来第二个结果，便是酒味日趋于厚。关于这一点，吕思勉先生早有研究：
《周官·酒正》有五齐、三酒、四饮。五齐者，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沈齐。注云：“自醴以上尤浊，盎以下差清。”三酒者：一曰事酒。注云：“即今醳酒。”疏云：“冬酿春成。”二曰昔酒。注云：“今之酋久白酒，所谓旧醳。”疏云：“久酿乃熟，故以昔酒为名。对事酒为清，对清酒为白。三曰清酒。注：“今中山冬酿，接夏而成。”疏云：“此酒更久于昔，故以清为号。……四饮者：一曰清，即《浆人》醴清。二曰医，即《内则》所谓或以酏为醴。三曰浆。四曰酏。郑曰：五齐之中，醴恬“与酒味异。其余四斋味皆似酒。”盖四饮最薄，五齐次之，三酒最厚。四饮去水最近，五齐醴以上近水，盎以下近酒，而古人以五齐祭三酒饮。其陈之也，则玄酒为上，醴酒次之，三酒在下。可见酒味之日趋于厚矣。
能够在仪礼之外的日常生活中随意饮酒，而且是酒味日趋于厚的酒饮，其给人们带来的生理和精神上的快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帝王与官吏纵酒的危害太大，商王朝虽然制定了惩治官吏纵酒及臣下不劝谏帝王饮酒的法条：“敢有……酣歌于室，……臣下不匡，其刑墨。” 但殷纣王还是因为沉湎于酒而亡国。取而代商的周武王很明白地看到了这一点，“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因而在《酒诰》中他谆谆教诲臣下“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警告大家要戒酒“汝典听朕毖，勿辨乃司民湎于酒”。前文所引大禹疏仪狄绝旨酒也是因为他预见到了酒对社会秩序的危害性。但是尽管如此，酒仍然未被逐出“礼”的高贵殿堂。因而正如汉代邹阳在其《酒赋》中所说的那样：“清者为酒，浊者为醴。庶民以为欢，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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