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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家的“语录”，是向和尚“语录”学来的。但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宋代道学家的“语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影响上，都是佛教徒的“语录”所望尘莫及的。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儒的“语录”有<程颐语录>二卷（这是宋儒最早的一部语录）、<刘安世语录>二卷、<谢良佐语录>一卷、<张九成语录>十四卷、<尹敦语录>四卷、<朱熹语录>四十三卷。但实际上，并不止这几种。周敦颐的<通书>、张载的<经学理窟>等，大体上也属于“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一类。宋以后，特别是在明代，各种“语录”，更多如牛毛。清初的黄宗羲就曾感慨地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从事于游谈”！
“语录”几乎渗透到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据马永卿<嫩贞子>记载，宋代的大文学家苏洵与其子苏轼、苏辙，曾一起攻读<使北语录>一书，并将陪同世界出使时之语，抄录下来，供皇帝参考。可见“语录”的触角，已伸到外交方面。在“语录”的熏陶下，小人满街走，骗子不如狗。在宋代道学家的心目中，只要读读“语录”，记住一些片言只语，就是有高尚道德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帮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小人。清代初年的思想家颜元说得好：“宋儒之学，如吹膀胱，以渺小为虚大。”（<颜习斋年谱>）更值得注意的是，“语录”成了骗子、野心家的敲门砖。南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尖锐地揭露：道学家们对搞经济的，看作是搜刮钱财，对带兵保卫边疆的，看作是蠢才......所读的书不过是“四书”及语录，还标榜自己是“为前圣继绝学”；刊注“四书”，编编“语录”，就可以名利双收，取得高官厚禄。别人“稍有议及，其当比挤之为小人......异时比将为国家莫大之祸”。看来，周密的眼光是十分敏锐的。这伙手捧四书、口念“语录”的野心家、政治骗子，终于成了“国家莫大之祸”。他们的横行无忌，显然是南宋王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从宋代直至清代，个别“语录”中，间或也有真知灼见。但是，“语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欺人之谈。“语录”风行的结果，使人们只记得“圣人”、名人支离破碎的牙慧，而忘记或忽略了思想的完整性，更不用说作为一种体系来看了。这是对人类思维的践踏，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浩劫。宋、明道学家“语录”对人民群众思想的麻痹、毒害，更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朱熹之流，把“语录”宗教化，要老百姓象和尚念经一样苦读，影响尤为恶劣。朱朱熹在江西南康当知县时，曾特地写了<示俗>一文，说<孝经>的<庶人>章“用天之道，用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这五句话，是孔夫子所说；他“奉劝民间，逐日持诵，一次经解说，早晚思惟，常切遵守。”无独有偶，清代湖南的儒家之徒，甚至效法佛教、道教打醮、做道场那样，搞“儒醮”的把戏。<清稗类钞>载：“湘中儒生，效释道之诵经，以孔孟之书朗颂，谓之儒醮。”我们知道，孔丘、孟轲的书，真正靠得住的，是<论语>、<孟子>，但二者主要是孔、孟的“语录”。这里的“以孔孟之书朗颂”，无非也就是将孔丘、孟轲的“语录”在口中念念有词而已。儒家的“语录”经与和尚、道士的打醮、做道场争强斗胜，这不仅是莫大的历史讽刺；在一片噪声中，也在事实上宣告了儒家之流“语录”的彻底破产！
《“株连九族”考》
王春瑜
“株连九族”－ － 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浸透过无数受害者的血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但不幸的是，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之日，“株连九族”这具封建专制的僵尸，又复活了！
问泉那得血如许？为有源头屠伯来。“株连九族”，谁为始作俑者？谁又继承衣钵？对此，略予考证，想来决不是多余的。
这要从族刑说起。何谓族刑？一人犯罪，诛及家族，甚至整个宗族都被消灭，这就叫做族刑。秦始皇在下令焚书坑儒时曾谓“以古非今者族”，此“族”不是别的，正是灭族。当然，族刑的发明权，也并不属于秦始皇；<史记. 秦本纪>载，乃祖秦文公，早已干过“夷（消灭、削平之意）三族”的勾当。<前汉书>二三卷谓：“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所谓“参夷”，也就是诛三族。显然，曾被“四人帮”抬头捧脚、几至云端的商鞅，把诛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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