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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所追求的综合历史叙事的基点。司马迁会的发表是 “论《史记》叙事中的口述传承－司马迁与樊他广和杨敞－”(1)。在文章中,我考察了《史记》名篇“鸿门宴”和“项羽之死”的史料来源,确认它们分别来源于事件的当事人樊哙和杨喜的家传口述,不仅文辞生动壮美,而且史实确凿可信,堪称历史叙事的典范。在文章的最后,我有如下的结语:
“《史记》是文学和史学尚未分家时期的著作,文学和史学的分家究竟是有助于史学的进步还是有损于史学的发展,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也可能是好坏参半的事情。对于倡导科学史观,视史学为科学,极力引导史学向科学靠拢的学者来说,文学和史学的分家,为史学的专业化、规范化、精确化创造了条件,功不可没。不过，文史分家以后,史学日渐失去人文精神,趋于枯燥乏味,脱离一般的读者遁入专家们的殿堂,曲高和寡,领地萎缩,也是不争的事实。
笔者以为,历史学不是科学,而是人文学科。在历史学的基本要素之时间、事情、空间和人当中(2),人是连接其他要素的根本,失去了人文精神的史学,宛若失去了灵魂。史学人文精神的衰退,连接着史学对于人世关怀的冷淡,也连接着世人对于史学的疏远。古来历史学的主流,是历史叙事。历史叙事,是基于史实的叙事。作为历史学多年来引进科学的结果,史实的确认和精确,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叙事的忽视和无力,也成了沉重的弊端。今日重读《史记》,赏读和考量鸿门宴及项羽之死的名篇，在确认史事可靠之余,再次感叹太史公叙事之良美。精彩动人的叙事,有根有据的史实,史学和文学间的关联和矛盾,正是史记永远魅力无穷的根源。我心目中史学的楷模,其一端就在这里。”
上述结语,固然是我重读史记的抒怀,也是我对如何表现历史的感慨,或许,本书的缘起和追求,也可以由此看出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轮廓来。
(1)该文将发表于《周秦汉唐文化研究》第四辑。
(2)笔者关于该问题的基础研究论文《历史释义》,将发表于《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2期。
战国时代的刘邦
一 历史的错觉
多年以来,我一直有一种印象上的错觉,秦始皇赢政和汉高祖刘邦,仿佛是隔世的两代人。
考究起来,这种错觉的产生,在于我所阅读的书籍和所接受的教育。浏览教科书,翻阅文献论著,秦始皇建立秦帝国,汉高祖建立汉王朝,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灭亡秦国再封王侯,二人确是活跃于不同时代的不同历史人物。不过,当我自己著书教人,试着对这两位历史人物作仔细的考察时,才发现事情并非尽是如此。秦始皇生于公元前259年,汉高祖生于公元前256年,他们之间只有三岁的年龄差。秦始皇死于公元前210年,享年50岁,汉高祖死于公元前195年,享年62岁,他们曾经在同一天空下生活了四十七年。以自然年龄论, 赢政和刘邦是同一世代的人,隔代的印象,应是时代区分割裂人物,历史观念影响历史时间的结果。
在刘邦与秦始皇共生的四十七年间,历史经历了战国和帝国两个时代,七国争雄延续三十余年而一统结束,秦帝国强横十余年又频临崩溃。刘邦四十七岁起兵反秦时,人生已经过去了大半,他的前半生,都是在战国时代渡过的,他的人格和思想,与他的同时代人一样,都是在战国末年,由当时的风土人情和时代精神抚育定型的。入秦以来,受帝国时代世风变化的影响,一代人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有所变迁,然而,秦末之乱爆发,保留在人们头脑中的战国时代的历史记忆复活,刘邦与同时代的英雄豪杰们一道,恢复战国,复兴王政,承前启后,复旧革新,一同开创了新战国时代的历史局面。
这些年来,有关汉高祖刘邦的传记出了不少,林林总总,良莠不齐。也许是出于史料的限制,也许是受到历史时间割裂的影响,往往是叙述秦末不谈七雄,考察刘邦无视战国,对于深刻影响了刘邦一代人的战国时代,似乎缺少应有的关注。我从刘邦开始,追述新战国时代的英雄豪杰,探寻他们的踪迹,回首到战国末年的人情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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