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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贡》杂志，引起国内外学界对周秦民族的关注和争论。诸篇从空间上追溯民族迁徙流动之迹，从时间上洞悉到前后同一族称掩蔽之下的不同族群，进而观其民族融合之势，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其时时势巨变，日寇肆虐，蒙先生深感对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变迁进行探讨的重要性，体现了深切的现实关怀。七八年间，文稿随先生舟车南北，足见其在先生心中份量之重。诸篇后合为《周秦少数民族研究》，约十余万言，先于1958年出版。今《文集》之《古族甄微》卷又补以失收的《东夷之盛衰与移徙》等文，加上后来对越史和巴蜀史的研究，先生对中国上古民族的研究，四方已无缺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蒙先生从不同民族的流动中，发现与先秦各学术流派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纵言儒法之争，析释荀子、《管子》、道家思想，以为：“儒、法为周、秦新旧两民族代谢之思潮，楚以道家之说错其间，并峙而为三，一现实，一神秘，一适衷于二者之间，形成哲学上之三大系统。”[8] 从民族兴替之迹中，发现文化学术的变迁，这是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大贡献和特点。
蒙先生晚年对包括巴蜀在内的南方民族史特别关注。50年代，论巴蜀古史，回答了巴与蜀的关系、巴黔中、巴蜀古民族、巴蜀的经济变迁等，均发微见著，令人观止。在此基础上，进而论巴蜀文化的特征，认为“蜀人有自己的传统文化，未能笃信儒家的学说，仍然酷好文学”[9]，“辞赋、黄老、律历、灾祥是巴蜀固有的文化”[10]等，极为深刻，乃为众辨纷纭的巴蜀文化论中的不朽篇章。论汉唐间蜀境民族的变动，明辨入蜀僚人与賨人（亦有僚称）之别，最具卓见。《越史丛考》是先生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论著，是为回答南方民族史上的若干重要问题而作的。越南史家陶维英谓“春秋战国以前，当另外一个大族（汉族）占据着黄河流域的时候，而越族却占据着扬子江以南整个地区”，显然是对中国南方民族上古史的一大歪曲。《丛考》析楚、越畛域，辨楚、越同祖之谬，论楚、越不同族，明陶氏之舛谬于天下。对古史所载“百越”诸民族作了具体分析，揭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文化特征和变迁史迹，把南方民族史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安阳王杂考》一章，揭古蜀开明王南迁史实，与徐中舒先生《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一篇得出大体相类的结论，都为蜀史添上新章。特别令人感动的，《丛考》是在那场浩劫中昼系“牛棚”、夜归伏案的艰苦条件下完成的。整理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书中“始终贯串着爱国主义精神”（李一氓语），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有关中国南方民族研究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庄蹻王滇辨》是一篇考辨性质的论文，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路线上、地域上和人物上考察，认为《史记》所载多误，极富思辨功力。需要指出的是，蒙先生虽长于考辨，但不为考辨而考辨，甚至还比较看轻单纯考据的作用，曾批评说：“以考据治史，所以不免于支离破碎，全无贯通之识。”[11]这个思想，先生是一以贯之的。
蒙先生引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一语以言治史，认为“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12]。先生论学往往高屋建瓴，可由此史学思想中找到答案。他在1935年评刘鉴泉《学史散篇》一文中提出：“中国学术，自建安、正始而还，天宝、大历而还，正德、嘉靖而还，并晚周为四大变局，皆力摧旧说，别启新途。”[13] 50年代，蒙先生发现中国学术演变的四阶段竟与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的四阶段“密切符合”。又指出：“其余如选举制度，也由汉的郡国贡举，一变而为六朝的中正九品，再变而为唐的考试制度。又如府兵，也由汉的寓兵于农，一变而为六朝的兵户（唐初府兵），再变而为晚唐的募兵。也都颇能和农业发展的阶段相配合。应当认为这些现象都绝不是偶然的，都应有其一定的内在联系的。”[14] 但以赋役制度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最为密切，故特作为重点讨论，遂有长达九万言的论文《中国历代农产品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的撰述。该文打破王朝体系，考察了二千年来生产力、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演变之迹，是一篇体现深厚兼发挥“明变”观点的力作。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变化早就受到蒙先生的关注，该文论中唐的社会变化，进而论中唐在学术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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