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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革新运动“为宋代一切学术的先河，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15] 近数十年的对唐宋儒学复兴或宋学的研究表明，除了对此加以“补充”、“细论”或者“修正”之外，未能超越这个结论，这也许就叫做先见卓识吧。20世纪50年代，在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呈现一边倒的时候，蒙先生撰著了约五万字的《北宋变法论稿》，提出要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表示出治学求真的可贵精神。“究其施行之措施及其实效与结果”[16]，对变法的后果作了否定的评价。撰成后曾为学生作专题讲授并将部分手稿油印散发，引起很大影响。由于“不合时宜”，该文一直未正式发表，直到1999年才因文集的出版得以刊布。王曾瑜先生最近指出：“这当然是近代研究中首次提出否定熙丰变法的成果，值得我们后学者珍视。”[17]蒙先生是上个世纪中国宋史研究当之无愧的开创者之一，早在30年代就曾撰文纵论宋代史学、北宋变法、南宋和战等问题，数量或者算不上很多，然而却不苟同于人，极有份量，启人深省。
蒙先生论古史，较早注意对社会经济史的研究。30年代即有论周代之商业、秦代之社会、汉代之经济，50年代又继续对先秦诸代田制、历代农业和赋役制度、宋代商税和城市、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等进行了研究，合而视之，一部中国古代经济史大纲已然大具。论西周田制乃乡遂异制、彻助并行，区别殷遗民和周民之不同。针对长期各持异辞的井田制问题说：“文献记载上的井田制度，本来就有两种，一种是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种是学者们所理想的，前者是阶级严酷的不平等制度，后者是人人平等的理想制度。”进而认为，“汉以下说的都是理想的井田，自然无怪乎大家称颂什一之政”[18]。这一见解为我们找到一把进一步研究井田制的钥匙。又论周代虽为一封建时代，然而诸侯大夫多“以安定工商业为此时代之美政”[19]，因而促成了商业的发达。春秋战国之际，布衣卿相崛起，必跻贵族阶级而去之，必摈富商贾阶级而抑之，这也是战国诸子之学无一不主于均富而抑商者的原由。蒙先生读汉译社会经济诸书，颇感从西方史料中得出的“西方历史法则”不能视之为“世界法则”，批评那种“以能袭西方之陈言为名高”[20]的食洋不化的学术倾向。论秦为新兴民族，为何也行抑商政策这一“最难通者”认为：“秦之资本不及山东之国，不抑商，则山东之国可以制秦经济之死命。”[21]论汉代经济思想，以为沿周秦均富与重农抑商之政，争论也尤为激烈。儒者抑富之说，影响及于后世政治，“重农抑商遂为中国历史上根本之国策”22，至清末犹然。儒家均富，故而“节制资本亦遂为中国长期传统之政策”，遂形成中国“独特之历史”[23]。对历代社会经济史和儒家经济思想及其影响的揭示，是相当深刻而有说服力的。
《古地甄微》卷收录古地理学论著12篇。先生因研究古史而进行了大量的古地理考证，但不是单纯地考察地理沿革，着重点仍然在于察古今地理演变之迹，开拓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新方向。如以《周书·职方》较《禹贡》则洞悉“汉族开拓之情”[24]；观动植物古今之变提出古代黄河流域的气候优于长江流域，提出“文化之兴”与物候变化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治古水地之学中，发现《水经注》疑误甚多，提出以治经之法治古地学的新方法，以正清人株守《郦注》之失，在“郦学”研究中别具新意而独树一帜。
蒙先生《中国史学史》虽尚未最终完成，然已为大具。与一般史学史著不同，是书着重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及其与当时各种学术思想的关系。先生曾言：“窃以中国史学惟春秋、六朝、两宋为盛，余皆逊之。于此三段欲稍详，余则较略。每种学术代有升降，而史学又恒由哲学以策动，亦以哲学而变异。……子长、子玄、永叔、君实、渔仲，誉者或嫌稍过，此又妄意所欲勤求一代之业而观其先后消息之故，不乐为一二人作注脚也。”[25]注重史学的“先后消息”亦即其发展的历史和历史哲学，不把它作成为史学家作注脚的史学史，正是蒙先生史学史的一大特点，此亦即先生所提倡“观子之法观史”、“以治诸子之法治史”之意。正如蒙先生所说：“讲论学术思想，既要看到其时代精神，也要看到其学脉渊源，孤立地提出几个人来讲，就看不出学术的来源，就显得突然。”[26] 该稿40年代曾刊布其中大部分，郦家驹先生指出，这是“第一部史学发展史，第一部把史学的发展置于古代学术思想这一广阔领域里进行考察的史学史，是一部没有先例的重要创举”[27]。
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蒙先生读《抱扑子》，进而引起对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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