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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而不泥经，1923年撰成的《经学导言》是蒙先生发表的“自己的意见”，论今学、古学、鲁学、齐学、晋学、王伯、诸子，内容虽然未出廖平《今古学考》的范围，然而“我的意见自然有些和他不同，说我是脱离这部书在宣告独立也可”[40]。此则吾爱吾师，更爱真理之谓。蒙先生对廖平经学，阐发尤力，先后疏论廖平与近代今文学、清代汉学、汉代今古文学的关系，揭示这位“经学终结”的代表人物其在经学史上的意义。蒙先生批评清代经师的支离破碎而不知“经”为何物，也不满足于他的老师刘师培止于对汉儒治经对“家法”和“条例”的看重，甚至也不满足于廖平师折衷三传来讲《春秋》这“二千年来一大快事”，指出明注、明传、明经三者只能算作是经学中的一步，重要的是要做“明道的学问”，也就是先生说的：“若是只能讲些六经义例，只做些道问学的功夫，而把明庶物、察人伦、致广大、尽精微等一段尊德性的事都放置一边，这也还是未到顶上的一层。”[41]这与蒙先生一贯重视“子学”（哲学）的思想是一致的。
随着20世纪我国现代史学的崛起和传统经学的边缘化，蒙先生由经入史，成为那个转型时代学术思潮最富代表性的学者之一。先生研究问题，很难得有孤立进行，无论民族变迁，经济发展，抑或社会演变，往往和那个时代的社会思潮、文化特征、学术变化融汇贯通地合而论之，寻找出他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正是蒙先生历史研究的一大特点。蒙先生“通观达识，明其流变”这一史学思想是众所周知的，也影响了一代学人。这一思想，在先生早年所撰《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篇中即已揭示得十分明白了：“言说者，义之诠，实之宾也。世变易则言益滋，言滋而义以爽、实以淆。故学之必明其变，而义则必极其精。先圣后圣，固有其揆之一。而辞既多端，名实交互，苟规规于一往之言以概先后之义，则将以通之，适以窒之，将以明之，适以诬之。夫知说之变而不知义之一，不得为知学，知义之一而不知词之博，又乌得为知言耶！自三古以还，百家间作，或异名而同实，或异实而同名。必先通其意，明其变，不滞于言，有以知异非异，同非同，然后能异所异而同所同。”[42] 诠释与原义不能等同，随着世事的变易，言辞愈益繁滋，与原本之义愈发歧淆，重要的是要明白“变”与“义”的关系，治学者不可不慎之。当代学者重视文本语境和建构理论分析，仿佛似之。重温蒙先生的这一段话，再次感受到了它在治史方法论上所具有的恒久价值。
[1] 吴天墀师在1994年蒙先生诞辰百年纪念会上，曾发表《蒙文通先生的治学与为人》的谈话，文载《吴天墀文史存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题中“百川竞发”一语取自此。天墀师常常谈起蒙先生的道德文章，莫不深致景仰，本人也大受教益。不意天墀师今年6月8日遽然仙逝，悲思难诉，谨此深表缅怀之情。
[2]萧萐父：《蒙文通与道家》，载《吹沙二集》第211页，巴蜀书社，1999年版。
[3]《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4页，巴蜀书社，1999年版。
[4] 罗志田《<山海经>与近代中国史学》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文说：“一般不视为新派的蒙文通‘其实他的思想和治学方法都可以说是新而不旧’”，我以为甚是。见《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
[5]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35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6] 《蒙文通文集》第一辑《古学甄微》第65页，巴蜀书社1987年版。
[7] 《蒙文通文集》第四辑《古地甄微》第165页，巴蜀书社1998年版。
[8]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37页，巴蜀书社1993年版。
[9]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255页，巴蜀书社1993年。
[10] 《蒙文通文集》第二辑《古族甄微》第268页，巴蜀书社1993年。
[11]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38页，三联书店1993年。
[12]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第1页，三联书店1993年。
[13] 《蒙文通文集》第三辑《经史抉原》第402页，巴蜀书社1995年。
[14]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256页，巴蜀书社1999年。
[15]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373页，巴蜀书社1999年。
[16] 《蒙文通文集》第五辑《古史甄微》第402页，巴蜀书社1999年。
[17] 王曾瑜：《王安石变法简论·后记》，载自选集《凝意斋集》第56页，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安石变法简论》一文曾谈到，“可惜未见有系统的论著问世”的蒙文通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观点，《中国社会科学》198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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