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家和道教史的不懈探寻。先生在读《道藏》之各家《老注》中发现，唐强思齐和顾欢的注疏中引本朝成玄英疏颇富，遂合辑并以敦煌卷子等参校之，认为《成疏》亡殆千年，至是疑有完编，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蒙先生认为，成玄英的“重玄”理论十分高明，是道家中讲老子理论中最值得玩味的。在此同时，还发现并辑校了唐李荣的《道德经注》，这同样是一个重大贡献。成、李二人均为重玄学派的集大成者，似已湮没的晋唐之一重要学术流派因此而得重见天日，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探寻千数百年道教流变之迹，从若隐似现的佚书中，辑出许多重要的有关道家的著作，成《道书辑校十种》，成为数百年来道书最重要的辑校成果。北宋注《老子》者众，而“最有精义”[28]的王介甫之注却沉而不显，遂辑所见，使“一代宗匠”复明于世，弥补了“寻学术流变”中之缺[29]，如发幽微于山谷之中。近二十年来对“重玄学”的研究成为道教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足显蒙先生的开创之功！“重玄学”极重思辨，综括儒道释三家，比魏晋玄学调和儒道更进一步，经成玄英之疏，使重玄一宗臻于极盛，对当时的学术思想界都有重要影响。道家在唐颇重成、李之重玄一宗，而在宋代则重陈景元，蒙先生校理陈景元《老子注》、《庄子注》而撰《陈碧虚与陈抟学派》，揭示了唐宋之际道家思想的这一重要转变。此派思想的影响，于宋代理学的形成至关重要。蒙先生读碧虚之注发现，“伊洛之所论者，碧虚书殆已有之。其异其同，颇可见学术蜕变演进之迹。其有道家言而宋儒未尽抉去，翻为理学之累者，亦可得而论。皆足见二程之学，于碧虚渊源之相关。”[30] 遂乃勾画出“陈抟学系”，使一代学术之渊源重见于世。这个发现对理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又上论晚周仙道，类载籍小异之纷纷，别为行气、药饵、宝精三派，进而辨指道家与仙术殊途。自南朝齐梁而后，道家已受佛法影响，一个明显特征便是以不生不死言长生。隋唐道教诸师，进而皆信轮回之说。不言白日飞升，亦为隋唐道教变化的一大特征。宋代道教深受陈抟思想的影响，经箓外丹之说以衰，道教又发生了一大变化。蒙先生以极为精炼的语言勾画出了一部道家思想史，并且指出：“大要先后道家思想之变，无不可于《老经》之《注》求之者。”[31] 后一点，具有方法论的启示，“经注”本是吾国古代学术的一大特点。蒙先生对道教流派的疏理，特别注重其思想内涵，正如萧萐父先生所言，“这无疑具有开风气之先的重要作用”[32]。
学术史是蒙先生论学的一个重心。其论周代学术，勾揭出文学－史学－子学（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先生早年从经学大师今文家廖平学，撰有名篇《经学抉原》等富有影响的著作。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儒学五论》则是评史论政的名世之作，本汉代经师之言，以会通晚周诸子，其“立论颇恢奇，远超出一般经学的今古门户之见。不守藩篱，自成一家言”[33]。其中《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一文酝酿长达十年之久，一反旧日崇鲁学薄齐学之故说，揭示了齐学在时当周秦之际，如何完成了对旧儒学的改造，转变为倡言“革命”、“素王”的新儒学。这无论对中国的思想学术史，或社会政治史，都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论者谓蒙先生论今文家强调《齐诗》家和《京房易传》的“革命论”，“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又谓蒙先生论今文之“一王大法”乃万民一律之平等制度，是受到“五四”革命精神气息感染的结果[34]。若此论不差，则见学问之长进不仅需“乡江野老素心培养”，也必为时代思潮激荡的产物。汤用彤言蒙先生“对唐宋思想的发展也极有研究，特别注意了过去向未被人注意 的那些思想家”[35]，关注思想史上的“非主流派”，不正是今日新派思想史家所倡导的吗？蒙先生曾言“自得之深者厥唯理学”[36]，先生理学著作少而精，刊于1944年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后论》已经显现对理学的深刻思考。《理学札记》及《补遗》是蒙先生晚年理学思想的结晶，萧萐父先生指出，它“殊非一般读书札记，乃深究宋明理学诸家，含英咀华而别具慧解之作”[37]。熊十力先生称蒙先生为“二三知几中之最”[38]，当是思想家之间相契之语。蒙先生之论理学，晚年所论与早年有所不同，曾在1963年自述说：十多年来认识有了“一点进步”，且“在最近半年中于学问尚有新境界，亦差可自慰”[39]。这种“差可自慰”的“新境界”，完成了先生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这是读蒙先生理学论著值得细细品味的。
蒙文通先生初为今文经学大师廖平的学生，后又赴南京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学，成为精通经学和佛学的国学大师。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