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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碑刻和墓葬出土的材料。这些性质各异的史料都是断简残篇、不成系统的、往往还属于不同的时空层面。就依靠这么少得可怜的材料，居然讨论了所有权、家庭和婚姻、收继法、继位法、刑法等等对于突厥法制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系列问题，且都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在同类著作中实在是不多见的。
在论及所有权时，作者将这一问题归结为对“地分”、“畜印”和“奴”这三个概念的解释，各种材料被有机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使这三个概念变得有血有肉。就“地分”而言，作者首先引用达头可汗致拜占廷皇帝的一封信以及玄奘《大唐西域记》的有关记载，揭示可汗与“地分”的关系，又透过唐太宗与颜师古君臣所议安边之策，揭示了各部酋长与“地分”的关系，接着又通过对《旧唐书》以及翁金碑有关的记载的分析，揭示“地分”作为贵族剥削牧民物质基础的本质，最后举阿尔泰某养马场的“地分”遗迹展示了公有牧场被贵族或可汗支配的直接证据。这使我们对于《周书·突厥传》中“各有地分”一语的理解，就不再是空洞或抽象的了。类似的精彩分析也见于关于畜印和奴的讨论。
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对于历史上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许多情况我们迄今知之不多。幸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些民族有许多共性。因此，当史学家对某一民族的若干方面作出比较透彻的阐述时，其意义便不限于这一民族本身。“地分”或“分地”最早见于匈奴。《新书·匈奴篇》载贾谊上表有曰：“将必以匈奴之众，为汉臣民制之，令千家而为一国，列处之塞外，自陇西延至辽东，各有分地以卫边，使备月氏、灌窳之变，皆属之直郡”。何谓“各有分地以卫边”，历来不甚了了，是作者的研究给了我们启发。原来唐太宗贞观四年颜师古献策的实质与汉文帝前元八年（前172年）贾谊所论如出一辙。同理，作者关于“地分”的研究，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汉书·西域传》关于乌孙大昆弥雌栗靡在位时，“告民牧马畜无使入牧”的理解。
研究突厥对研究历史上其它游牧民族的情况有帮助，反过来也可以利用其它游牧民族的资料，旁证突厥的情况。这方面，作者做得也是很地道的。例如：在探讨突厥人围猎的组织形式时，参照了蒙古、女真的类似情况，玄奘关于突厥围猎的记载中语义含糊的地方就变得清晰了。
再如关于突厥奉佛史事的辨析。作者首先否定了木杆可汗父女事佛的客观可能性，接着分析了所谓他钵奉佛与北齐传经的实质，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突厥人宗教信仰自萨满教向佛教的回归这一过程背后政治、经济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再就“拂云祠”这个莫衷一是的问题提出自己的新看法，就不再是仅仅依靠对音进行单纯的地名学研究了。
作者之所以能对突厥奉佛现象作出正确的辨析，除了资料功夫外，主要是从比较宗教史受到启发，深刻懂得“在宗教狂热的背后，每次都隐藏有非常明显的现世的利益”。从而对突厥他钵可汗建伽蓝、求佛经、自斋戒等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剖析。于是，这个突厥史上的难题的研究就大大推进了一步。
要之，正是作者的理论素养，决定了本书的立意和选题有别于一般仅仅依靠训诂出入于资料堆的为考据而考据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考据的是非最终将由理论来决定。没有理论的概括，考据的成果将无所归宿。本书多发前人未发之覆，考据方面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但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理论对于考据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绝好的例证。这对于目前重考据、轻理论的我国中亚史、内陆亚细亚史和中西交通史领域来说，尤其如此。
“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18页）。本课题研究所依据的原始史料不仅有汉语的还有非汉语的。本书的研究乃以汉文史料为主，结合非汉语史料。分析、运用汉语史料是国际中亚学界、内陆亚细亚学界的薄弱环节，而正是我国学者的优长之处，作为中国学者，努力挖掘和利用汉文史料解决中亚和内陆亚细亚史上的问题是义不容辞的，但是如果单从汉文史料立论，也难免偏颇。有见于此，作者在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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