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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汉文史料的同时，注意利用非汉语史料，特别是突厥语史料、粟特语史料、波斯阿拉伯史料和拜占廷史料等。如在考察九姓胡婚俗的择偶规范时利用了穆格山出土粟特文书，而结合东西方史料而取得成果的一个典型例证便是“毕国史钩沉”（上篇第四章）。其它如考证九姓胡岁时、节庆、胡名、贡表、贡品等等，也都尽可能融汇各种原始史料。这使作者的结论建筑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
至于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所谓二重证据法，在本书中随处可见驾轻就熟的运用，例如对于九姓胡居室、服饰、饮食，以及对于突厥军事装备的研究等等都是这一方法结出的硕果。这是东西交通史研究者的基本功，这里就不凖备多介绍了。
不仅自己肯下功夫，作者还非常善于吸收前辈学者有关成果的精华，作为自己工作的出发点，例如他对唐代九姓胡的研究，就方法论而言，特别强调王国维氏的统治和被统治“二极观”，和陈寅恪氏的九姓、杂种“同一说”，从而在探讨九姓胡的民生、政制和礼俗时，避免了许多“窒阂”。站到了巨人的肩上，自然看得比巨人更远。
研究东西交通史，不用说不仅需要掌握中国学者在这方面大量的研究成果，更要了解国际学术界有关方面的新进展。这本书涉及的又都是东西交通史上的著名难题，几乎每一个问题都是千头万绪，每一个环节都有层出不穷的意见。作者平心静气地对待各国学者的不同观点，在认真分析之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必要，还是一个学者应该恪守的学术规范。多数情况下，学术观点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所承袭的，我们既要超越前人，又要尊重前人已经付出的劳动。在史学规范有待建树的今天，本书亦可提供某些启示。
作者在引言中引用了《新唐书·哥舒翰传》关于安禄山与哥舒翰身世的有趣对话，接着说：“安禄山和哥舒翰的身世，以缩影的形式反映出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即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流”。阅读至此，不由我不拍案叫绝，为作者有了一个出色的课题而兴高采烈。也正因为如此，在读完本书上篇“唐代九姓胡”和中篇“突厥文化”之后，便自然而然期待着下篇就九姓胡文化与突厥文化或者这两者与唐代汉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展开讨论，甚或竟是西域其它区域文化与汉文化以九姓胡、突厥为中介进行接触和交流的考述。但是，我的这一期望终于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仅在中篇第五章讨论突厥生肖起源时有所涉及，且语焉不详），从而隐隐约约生出了一丝遗憾。尽管下篇“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可以说是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广的视角审视着东西文化的交流，与上中篇同样精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
当然，作者终于未能完满构筑自己的体系，也许至多应该为这本书惋惜。因为反过来想一想，对于我辈读者，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如果作者果真为了紧扣主题，将“哈巴狗源流”之类名篇割爱，岂非同样可惜之至。
另外，作者在讨论突厥婚姻法时指出，崔令钦《教坊记》所载唐代长安教坊流行的所谓“突厥法”，亦即兄弟共妻制，不见于蒙古草原其它各族，称之为“突厥法”值得怀疑，而教坊艺人多为西胡或杂有西胡血统，所染之习，当溯源中亚。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作者进一步指实此法为“嚈哒法”，似乎有未安。一则，嚈哒起源于塞北，与突厥同属北方民族之列（虽然也有人以为嚈哒起源于吐火罗斯坦，似不可从）；既然从匈奴以来蒙古草原并未流行这种婚俗，嚈哒不应例外。最早记载嚈哒史事的《魏书·西域传》不见关于嚈哒人一妻多夫或兄弟同妻的记载，正表明其人原来并无此法。二则，此法在中亚各地、不同民族之间流转非常广泛，也就是说不能排除西迁嚈哒人间流行此法与后来的突厥人一样也是入境随俗的可能性。
如前所述，作者对突厥军事组织研究是十分深刻的，在此没有什么可以补充，只是想建议作者联系蒙古“那可儿”的情况，探索一下突厥的“伙友”，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顺便说说，作者谈到九姓胡贡品有红盐和黑盐，认为可能是从漕国转贩的，这自然是不错的。而据《魏书·太祖纪》等，可知漠北也产黑盐；据《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三》，红盐亦产于甘州回鹘，只是不知这些地区所产与九姓胡所贡性状有无区别。录备作者参考。
本书直接引用的文献，无论中外，都一一注明出处，而且精确到页，这是十分必要的。缺点似乎在于注释所见外文论着引用时格式未能统一。有时引用的虽是原文，列出的只是汉译名称，有的在外文后附上汉译，有的仅有外文。我认为，如果作者引用的是汉译文，一般只需注明汉译文的出处就行。如果引用的是原语文献，则最好直接列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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