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原文。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仅仅注以汉译，会给读者搜寻原文带来困难。如果原文后附以汉译，叠床架屋，未免浪费篇幅。对于不懂原文的读者其实帮助也不是很大。
每次拜读蔡先生的论着，都能解决心中的许多疑问，学到许多做学问的方法，遗憾的是无缘识荆，但望有生之年，有当面求教的机会，而此时此刻，只能遥望南天，寄托仰慕之情。
【附】
书评：《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
荣新江
与当今利用先进微机所写的动辄洋洋数十或上百万言的著作相比，蔡鸿生先生的这本（我相信是）用手所写的著作，篇幅虽然不大，但含金量却很高。它没有微机中自动蹦出的大量通俗词句，读起来使人感到语言凝练，内容扎实。
《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12月，4＋3＋1＋269页，17元）由上编《唐代九姓胡》、中编《突厥文化》、下编《西域物种与文化交流》组成，每编又分成若干章节。本书各章节是以发表过的专题论文为基础，在出版之前做了必要的补充。这些文章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陆续发表，这次所补的内容大多数是在注释中增加了一些参考文献，表明作者对所掌握的基本论据和由此得出的看法充满自信。这些文章经过细致的重新安排，以专题论文的方式，组成一个大致协调的整体。这个整体的中心议题，就是在一个广阔的种族文化背景下，研究中亚绿洲城邦文明与漠北草原穹庐文明的接触和交融（参看引言），在某些章节中，也研究了文化传播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两种体系的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融合问题（195页）。
本书代表了目前粟特、突厥学界的较高研究水平，以下依次简介各章内容，并从学术史的角度略加评述和展望。
上编讨论的唐代九姓胡，即中亚昭武九姓粟特人，这是目前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粟特研究领域里，大多数学者着眼于九姓胡在中国的聚落和他们的汉化问题，而本书作者陆续发表了《〈隋书〉康国传探微》（《文史》26，1986年）、《唐代九姓胡贡品分析》（《文史》31，1988年）、《唐代九姓胡礼俗丛考》（《文史》35，1992年），表明作者的研究理路是先弄清粟特本土的问题，然后在一步步探讨九姓胡的东方发展和与唐朝的关系，这大概就是本书前三章（即《昭武九姓的城邦制度和东方聚落》、《九姓胡礼俗丛考》、《九姓胡的贡表和贡品》）的基础。由于作者相当熟悉前苏联学者关于粟特地区的考古、历史、钱币、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掌握汉文史料和各国学者有关粟特的研究论著，在分析九姓胡的都、城、堡的三级城邦社会和突厥监摄、唐朝羁縻、粟特统辖三个统治系统方面，都可以由琐碎的史料归纳出一些概括性的看法；对九姓胡东方聚落的移植、归化（即汉化）和突厥化等三种文化类型的总结，是多年来学者们对个别或一组粟特聚落研究的一个升华。作者从家庭、婚姻、丧葬、居室、服饰、饮食、岁时、节庆、兴贩、胡名等十个方面对九姓胡礼俗的系统研究，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了九姓胡在文化层面上表现出的本性，其中对于胡人结队行商和胡人汉名的对证，文字不多，却颇多胜义。作者分析了在朝贡名义下进行的九姓胡与唐朝的商品交易形式和主要贡品，揭示了九姓胡在当时中国、印度、波斯、拜占廷四大文明物质文化交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上编最后一章《毕国史钩沉》，字数不多，但也涉及九姓胡与唐朝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交流情况，可以看作作者的个案研究的一个典范。
由于条件的限制，本书引用的苏联考古研究论著主要是八十年代以前的成果，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苏联解体后，粟特考古又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相关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引起各国学者的重视。比如日本新刊的《丝绸之路考古与艺术》（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杂志，几乎每卷都有粟特的考古研究论文；美国复刊的《亚洲研究所集刊》（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第8卷，也刊出《前苏联学者研究专号》（Studie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其中相当多的篇幅是关于粟特的研究成果，并附有详细的研究论著目录。另一方面，由于中巴友谊公路沿线巴基斯坦一方古丝路粟特文摩崖石刻的发现和考释出版（N.Sims-Williams, Sogdian and Other Iranian Inscriptions of the Upper Indus, 2 vols., London 1992）和其他一些粟特文资料的公布，现在可以判定出更多的汉译九姓胡名的粟特文原语，从而了解其本来的意义，即人名所反映的九姓胡人祆教、佛教信仰的情况（其中以吉田丰的贡献最多，参看他最近在《西南アジア研究》48(1998)发表的论文和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以及他对上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