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
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
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
第六章〈《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个案研究之四〉，主要讨论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作者认为《关东风俗传》记载的大族，依其活动地域可分为青、齐和赵、魏两类大族，主要地域分别为黄河、济水一带以及河北地区。北魏末年变乱频仍，大批河北士民南迁青、齐地区，造成所谓「土客」冲突，进而引起流民与土民血腥仇杀的邢杲之乱。魏末当政者剥夺邢杲等争取生存空间的河北人士，使河北大族转而寻求新的政治领袖，成为六镇军阀高欢的支持势力之一。尽管如此，两大地域豪族的力量并非十分强大，相反地，由于魏初平齐削弱当地大族，使得魏末变乱中的青、齐土民多属下层吏民且为小规模的活动；流徒的河北豪强也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及宗族结构变化的影响，政治与军事的力量有限，无法自立故转而寻求支持其它政治人物。
第七章〈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综论〉。综合前述讨论，藉由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等概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课题。最后总结，「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
二
作者在提出进一步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并能兼顾深入剖析史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细节。此处提出本书的两点长处，其一为对既有课题提出新的观察与诠释；其二为运用或发展了前辈学者的工具概念。
首先，作者并不认为北魏皇权体制自始即已自我完善，北魏政治的性质是由部落贵族政治逐潮朝向皇帝专断的皇权政治发展，作为皇权奥援的门阀体制可视为一中间阶段。其次，作者跳脱了胡汉冲突或文化转变的传统取径，而将北方汉人大族置于其与皇权政治的发展脉络下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见个别地方大族如何藉由政治力量以崛起成为士族，另一方面则藉由大族的崛起以考察北朝皇权的发展过程。在此脉络中，孝文帝临朝是皇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为重建北魏皇权体制，改降五等、分定姓族等为其手段。孝文帝定姓族的意图，作者认为在于融合北魏宗室与汉人士族、士族与非士族，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其作用则为促成宗室为主、士族为辅的门阀体制之建立，使士族与皇权结合，并藉此体制以稳定皇权政治的发展。
除了探究皇权政治的正面发展，作者另由皇权政治的反面作用来解释北魏后期的政治动乱。依据作者的看法，孝文帝的政治改制不仅促使皇权的提振，更为北魏后期政治动荡、乃至东西分裂埋下前因。孝文帝身后皇权政治似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原本作为皇权羽翼而进入政治社会核心的宗室诸王取代异姓贵族成为皇帝的新对手。因此，北魏后期诸帝力求废黜宗王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在朝廷援立党羽恩幸，疏忌宗室成为后期政治的特征，遂使各种势力竞逐统治权造成北魏后期政争不断。（页32、36）以宗室与士族为主体的门阀体制促生了官僚体制的「文武分途」，进而产生「重文轻武」的风气，引发包含「六镇之乱」等武人阶层的反动。（页40）无论是皇帝与宗室间统治阶层的权力矛盾，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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