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晚年致仕后再返回乡里。（页203）书中所谓「中央化」系指游宦于京师的士族由于长期滞留、甚至定居于政治中心，逐渐疏离乡里并失去宗族奥援和经济基础；失去社会、经济基础的士族仅能凭借朝廷赋予的条件──官宦及同一社会阶层的婚姻关系继续发展维持其地位，加深了依赖政治系统的「官僚化」性格。[10]北朝士族由「双家」模式到「中央化」、「官僚化」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凭依政治力量确保其社会地位，却逐渐与宗族疏远并失去地方根着性，不再具有地方大族的性格。这是大族与皇权政治紧密结合后的结果。
作者还对南北朝至唐宋间新旧士族的转变提出概念性的看法。作者认为，孝文帝建立门阀体制的政治举措对北朝山东大族而言是一次「再生」，使山东大族的地位能自南北朝延续至隋唐，同时也是促使士族体质改变的先声。依据作者看法，随着皇权干预的减少、科举教育的普及和门第观念逐渐淡薄，传统的南北朝士族才逐渐从政治和社会等层面退出，为新的科举制度出身之官僚所取代。这一点实有助于理解唐宋之间士族阶层性格及组成等方面的历史变化。
三
尽管本书具有相当清楚的问题意识，并能关照整体与个案、深入思考相关课题，不过仍有可商榷之处。就世家大族的部分而言，作者虽然说明了本书论述重点在「太和四姓」（页9），实际上所论者涉及「四姓」扩大后的七姓十家即唐代「禁婚家」──包括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陇西李氏、博陵崔氏和赵郡李氏。从这些家族中，作者仅选取范阳卢氏、太原王氏、荥阳郑氏三家及部份河北地方大族进行个案研究；博陵崔氏、赵郡李氏因被断定为太和以后才加入此一婚宦圈，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书中也未探讨清河崔氏、陇西李氏两家的个案，为何略去以上诸家作者未作详细交待。
就本书选取讨论的卢、郑、王三姓士族而言，仅荥阳郑氏被视为「典型的汉魏旧族」。（页135）依据唐长孺等学者的提示，汉与魏的大族应予区别，不可混为一谈；东汉「旧族」具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是指连续三代曾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宦之家才够资格。由于此时郑氏家族的先世谱系有讹误，加以当时普遍有伪托郡望与先世的风气，涉及其家族是否三代以上累世为宦，颇有疑点，反映郑氏谱系并非完全可靠的。因此，孝文帝和李冲均与郑氏联姻，不应单从攀附旧族的可能性来探求其动机，是否应由其它角度来探究孝文帝等选择郑氏的可能原因？此外，作者虽然描述「中央化」的北朝士族逐渐断绝与乡里的关系，同时加深了对政治力量的依赖形成「官僚化」的现象，藉此说明士族的官僚性格。日本学界曾争论此一时期士族的性质，大体分为「寄生官僚」和「自立贵族」的两种见解，作者此处看法接近「寄生官僚」说，若能讨论并修正其说的适切性，应更能加深对北朝士族的性格的了解。[11]
除了探讨社会史对象的地方豪强、世家大族，本书关注的主要焦点为北朝政治，尤其是所谓的皇权政治。不过，书中运用皇权政治一语似乎仅为贵族政治、宗王政治等词语的相对参照；皇权似仅仅指涉专断的政治力量。北朝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与统治阶层的变化有密切关联，作者若能稍微界定皇权政治一语，应更能帮助读者了解汉人大族在北朝政治中的角色与作用。[12]
关于论文格式方面，某些注释不够准确。例如本书多处引用伊佩霞(Patricia B. Ebery)的The Aristo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一译《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13]如页75注2，页77等处，均未注明引用页码，甚至失注出处；所引内容均见于周一良先生的书评，如系转引应予注明。[14]排印方面偶有问题，如页103最后一段，「北魏后期卢氏『着房』的显达仅限于个别成员」，根据文意「着房」似应改为「旁支」。
尽管提出上述问题，但是并非据以苛求作者，而是希望能够实现更为理想的学术对话。作者善于运用学界已有成果与研究工具，对既有的历史知识提出疑问并进行深入讨论，本书推进了对北朝政治社会的构成及其演变的理解，兼及实际个案和整体概括，其贡献仍是不可取代的。我们或可期待作者对相关课题提出更多具启发性与细致的讨论吧。
[1]如孙同勋，《拓跋氏的汉化》（台北：台湾大学文学院，1962）、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
[2]参见陈弱水，〈康乐著，《从西郊到南郊──国家祭典与北魏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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