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斯鸠的判断。18世纪末以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帝国主义的发展，西方崛起，其眼中的中国也由羡慕的对象演变成了批判的靶子，专制是其中一项重要“罪名”。[24]黑格尔与马克思也分别继承了这种观点。[25]20世纪以后，视中华帝国为“专制主义”则成为西方学界的流行观点。[26]
西方人20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概括，无论侧重正面还是负面形象，都是在对中国一知半解的状态下形成的，依据主要是几部游记、有限的传教士的通信集与译成西文的若干中国典籍，得出的结论包含相当的想象成分。他们想象所经历的变化，与其说是因信息丰富而生，不如说是随中西力量对比变化而出现的。均缺乏足够的事实依据。尽管如此，这些想象中的中国对后来西方人，包括学者，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都带来挥之不去的深远影响，成为认识的起点。
不仅如此，关于中国“专制”的想象也返销中国，直接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道路之时，这种想象的观点通过日本在海外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27]，成为推翻清政府的有力思想武器，同时也被用作分析中国历史，解释落后原因的利器，[28]逐步流行开来，以致成为一种无须论证的先验结论而传诵至今，罕有置疑者。
在清末救亡图存的斗争年代，以“专制政体”与“专制君主”说作为批判的武器无可厚非，随之而来的未经认真充分的研究，将这种因想象而生的观点作为定论引入学术界，则遗害不浅。不仅严重束缚了中国学者对自身历史的理解、忽略并遮蔽了许多历史现象，妨碍对帝国体制的把握，也暗中应和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歪曲，无意间为西方的“东方学”做了不少添砖加瓦之事。[29]
现在亟需摘掉这类先入为主的“有色眼镜”，把历史上的“国家”重新开放给学者。通过系统、全面地探讨历史上的君臣关系、统治的运作机制，将官场中反复出现的主要现象均纳入分析的视野，逐步从中提炼和概括出关于中国政体、皇帝与官吏的认识。[30]届时，可能会对官阶制的演变提出更为周密的解释。在缺乏对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制度以及君臣关系全面清理的情况下，冒然以“专制”论作解，可能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
第三，从史实看，对官僚取向的处理也过于简略。作者致力于分析官阶制度的演变，对官僚的行为取向着墨甚少。不仅难以揭示取向的复杂面貌，更无法看出与官阶制的关系。
如讨论汉代时，在论证了其时官僚制度主要采取的是“职位分等”的原则之后，作者指出“‘以吏治天下’的时代已经到来，臣吏只能在专制权力之下俯首帖耳，听凭其役使、迁黜和宰割”（《乐师》第130页、第168-169页）。这种突出专制君主权威的论断过于简单、轻率。
不妨先举一例。东汉初年的东平王刘苍为光武帝之子，明帝母弟，明、章时期颇受优宠重用。建初七年（82年）正月他与诸王一道来朝，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章帝特留苍至八月，后“有司复奏遣苍，乃许之”。章帝手诏赐苍曰：“骨肉天性，诚不以远近为亲疏，然数见颜色，情重昔时。念王久劳，思得还休，欲署大鸿胪奏，不忍下笔，顾授小黄门，中心恋恋，恻然不能言。”并“车驾祖送，流涕而诀。复赐乘舆服御，珍宝舆马，钱布以亿万计”。刘苍归国不久，得病，章帝又派“名医，小黄门侍疾，使者冠盖不绝于道。又置驿马千里，传问起居”。次年正月刘苍死，葬礼极尽哀荣。[31] 章帝本不想让刘苍归国，但拗不过有司的执意要求，尽管恋恋不舍，也不得不同意。时任大鸿胪的仍是窦固[32]，史称“久历大位，甚见尊贵，……而性谦俭”[33]其时窦氏尚未擅权，此事亦非外戚势倾人主所致，应视为一般情形。可见皇帝的想法与意志并非时时畅行无碍，也要受到大臣的约制。
另有一事发生在北魏末年，也可举出供参考。尽管依作者的理解此时属于专制由弱转强之际，说服力似乎有限，倘若暂时抛开“专制论”，分析一下事情的经过，对于了解皇帝个人力量的限度与君臣关系，不无益处。经过如下：北魏孝明帝末，元修义出任吏部尚书，此人“在铨衡，唯专货贿，授官大小，皆有定价”。当时有一叫高居的中散大夫，“有旨先叙，时上党郡缺，居遂求之。修义私已许人，抑居不与。居大言不逊，修义命左右牵曳之。居对大众呼天唱贼。人问居曰：‘白日公庭，安得有贼？’居指修义曰：‘此座上者，违天子明诏，物多者得官，京师白劫，此非大贼乎？’修义失色。居行骂而出。后欲邀车驾论修义罪状，左仆射萧宝夤谕之，乃止。”[34]虽然皇帝下旨要求先给高居授官，具体经手的吏部尚书违旨不办，当事人当时除了叫骂也无计可施。事后打算告御状，也被劝止。此事估计也就不了了之了。皇帝的旨意未必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大臣也不乏上下其手的空间。
另据学者对汉代官文书制度的考察，皇帝对于章奏文书作最终的批办，画“可”表示同意；也可画“闻”，以较缓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下一页 |
|
